我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而实际上我们当时只有小学7年级的文化水平，但我们那一届中的大多数都被视为知青下放到了农村。

在我被列入毕业生的那一年，姐姐已经去插队了，按政策我是应该留下的，可政策到我这里变了调。因为当时我们的父亲“有问题”，黑五类子女的出路只能是知青，我便只好去当知青。或者因为我的年纪小，爸爸妈妈没有同意我去坝上，决定让我回祖籍辽宁省建昌县，投靠我的叔伯哥哥一家。

风雪途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迈进知青生涯的第一次旅途，因为那一次旅途多灾多难。

我是在1969年三月里的一天上路的。初春三月，乍暖还寒。半夜在凌源火车站下了车，要坐等到天明，再到汽车站乘汽车到建昌。因为是深夜，车站候车室里的人寥寥无几，我枯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一刻也不敢闭眼。我被寒冷、孤独、恐惧包围着，直觉得那几个小时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好容易熬到天亮，我坐了辆赶脚的驴车找到了凌源汽车站。谁知待我挤到售票窗口前，开往建昌方面的车票已售完，当时还没有乘车经验的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好在很快问题就解决了，有人退票救了我的大驾。

车到建昌，又出了件令我勉为其难的事情。那个大男人售票员竟让我这个只有1.5米高的小姑娘自己爬到车顶上去取行李。我求救般地向四面看了看，没有人理睬我，我只好颤抖着爬上去又爬下来，然后背起几乎同我一般高的行李走在县城的大街上一路寻找着投宿地。

我需要在县城住上一夜，因为我要到县知青办办理一系列插队手续，我还要在这里等待第二天开往我们老家那个公社的长途汽车。入夜，面对着小旅馆里的一盏孤灯，我开始想家，想爸爸妈妈，想兄弟姐妹，我哭着进入了梦乡，却没有梦到第二天还有更大的难题等着我。

夜里竟然下了一场小雪，汽车还是照常驶发了，但却在半路抛了锚。司机告诉大家，不是车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前面有个很大的白土岭，因为有雪，车不敢再往前开。我就这样被扔在了那个叫喇嘛洞的小镇上，举目无亲。打听一下，镇上没有旅馆，只有一间大车店。有人对我说，大车店里住的都是车老板，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住到那样的地方去。那我能住到哪儿去呢？

或者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茫然无措的时刻，有位老大爷为我指点了迷津，他说供销社那边有辆大车要到我说的地方去，他让我去求那两个车老板捎上我。我当时竟毫不犹豫地照他说的去做了，没有想大车是不是安全，没有想车老板是好人还是坏人。

两个车老板看上去都在四十岁上下，他们是为供销社拉扫帚来的。我和他们说了我的情况，求他们捎上我。开始他们两个怎么也不肯答应，他们说白土岭雪很大，万一出了危险就不好说了。我说，我在这里同样有危险，没有地方住，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两位大叔心软了，终于答应捎上我。

坐在车上，我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离我要去的地方还有二十五里，我的留宿地依然是个未知数。这时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无名状的恐惧，他们会把我带到哪里去？他们会不会是坏人？我的心又紧缩成了一团。

大车上岭了，天也黑下来。我坐在车上又害怕又冷，身子直抖。一个车老板像是看出我冷，立刻脱下他身上的皮袄盖到我腿上，他自己则跳到地上，跟在大车后面走，这一下我的心松驰下来了，我确信这两位大叔一定是好人。果然情况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当他们知道我的姓氏以后，立刻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朱振山的人？我说，他是我一个本家哥哥。他们说，那就行了，你那个本家哥哥就在我们公社的邮电所工作，你今天晚上住的地方没问题了。谢天谢地，我终于有个着落了。我的心里一阵感动，眼泪掉了下来。

马拉车真是太慢了，走了很长时间，前面还是黑漆漆的一片。由于时间过长，尽管腿上增加了一件皮袄，我还是冷得不行。当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当他们把我送到那个在邮电所工作的本家哥哥面前的时候，我几乎被冻坏了，嘴唇直打哆嗦，却讲不出一句话，以至当两位恩人同我告别时，我竟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出口。

其实我真的好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真不知道那一天我会出什么事。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虽然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但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并为他们祝福。

“8分”和“600”工分

怀着对乡下生活的那份新鲜感，我只休息了一天就到队里劳动去了。我干的第一件农活是散粪。这活只是一般的力气活，没有多少技术可言。我挑起粪担试了试并不重，于是便学着别人一趟趟往来穿梭。我轻松地穿梭了两天，第三天再把扁担往肩膀上搁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原来肩膀肿了一个大包，扁担一挨上去就火辣辣的疼。有人告诉我，这一关早晚是要过的，必须得让肩膀头磨出茧子来。我吡牙咧嘴地熬了好几天，还自作聪明地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垫块手帕，或是把手放在扁担下面。渐渐地，肩膀上的肿块消了，消肿的地方像是结了一块硬疤，果然以后再挑多重的担子也不觉得疼了。

生产队长是个看上去不苟言笑的红脸汉子，姓杨，叔伯哥哥让我叫他老叔。我当时似乎很怕这位老叔队长，因为我常常看见他板着脸训人。但他从未训过我。有天晚上队里召开社员会，老叔队长分派完活计居然说到了我，他说，二华子虽然是从城里来的，干活却很实在，不像一些人竟藏奸耍滑，她的工分一律记大妇女分。他所说的大妇女分就是出一天工记8分，这是妇女劳力中最高的分值。我当时听了这番表扬话，心里好感动，严厉的老叔队长竟然没有小瞧我这个一切都需从头学起的城里学生，我觉得我真是长大了。

听说老叔队长家里很穷。妻子有病，孩子又多，老叔队长常常饿着肚子去干活。难怪老叔队长的脸上从没有笑模样。但饿着肚子的老叔队长在队里口碑一直很好。现在想起来，老叔队长那时如果恁借他的权力，也一定有办法从队里拿些粮食什么的回去，也一定有办法让自己家的日子好过些，就像现在许多掌权的人那样。可老叔队长什么也没有做。

那一年我干什么活都觉得新鲜。间苗，栽红薯秧，给棉花整枝打杈，我都做的一丝不苟。后来队里派我到果树专业队干活，我又学会了给梨树打药、拿虫、间小梨。但我最喜欢干的活是摘梨、挑梨。梨果收获的季节一般都是在农历八月下旬。到了那个时候，生产队长早早吹响了出工的哨子，每一个出工人的手里都拿上一个精致的小梨笼，大男人们还要增加一架梯子和一根长长的绳子。当男人们上到树上把摘满梨的笼子用那根长长的绳子系下来时，我们这些女人们则要很快换上空梨笼，然后再把满满的一笼梨轻轻地倒在铺好蒲包的梨笼里。其实这样的活一天干下来也是很累的，可我那时候像是不知道累，总是小鸟般的雀跃着，兴奋着。因为那一刻，我的心里常常充满着丰收的喜悦，我喜欢一笼笼黄澄澄的梨子从我手中过。

当梨树上只剩下叶子没有了果实的时候，我们这些女人们开始坐在梨场子里挑梨了。我们把梨分成许多等级，上等的梨则用纸包起来装到一个个纸箱里。我记得很清楚，那些纸箱上面都有“大连”两个字。为什么产地不写上我们地方的名字？我当时还很为这事抱不平。现在看起来，我的乡亲们很有先见之明，他们在那时候已经有了利用名地效应的意识。

我们挑梨的时候可以随便吃。其实随便吃也吃不了几个，吃多了肚子会发涨。但婶婶大娘们告诉我，吃梨对牙有好处，梨吃得多了，牙会很白。我的牙的确很白，但不知道与那时吃梨有没有关系。

我从小就是个瘦弱的女孩。记得小学毕业时，我的体重只有58斤。离开家时我没有去称过，但估计也不会很多。谁知经过1969年的春天到秋天，我像是变了一个人，体重猛增到了105斤。回家的时候，家里人简直不敢认我，为此，我在两个弟弟那里得了个“600”工分的雅号（朝鲜故事片《鲜花盛开的村庄》中有个胖姑娘被叫做600工分）。

转队

老家那里也有知青，都是从本溪市下放来的。1971年夏天，我和几名本溪知青被抽调到公社，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县文工团来人帮助排练了几个节目，我们就到下面巡回演出去了。谁知刚演了两场，公社传来消息，本溪市开始往回选调知县青。宣传队里的几个本溪知青自然再无心演什么节目，我们的宣传队只好作鸟兽散。这一突然的消息不仅兴奋了本溪青年，也搅活了我的心。从这一刻起，我明白了，我们整天挂在口头上的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都是假的，我们依然渴望当个城里人。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安心干活了，我好想立刻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回到有着我许多成长故事的美丽山城。

想不到，很快爸爸就为我联系好了调转事宜，当然不会是直接回城里，而是到一个新知青点上等待选调。于是1971年11月里的一天，我告别了叔伯哥哥一家，告别了老叔队长和乡亲们，踏上了归途。

我很快就到新知青点上去了，以为很快就会有选调的消息，谁知这一等竟又等了三年。

演“李铁梅”

我从小爱唱歌，嗓子也很好，只是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也许是爸爸为我联系转队的时候向知青办介绍了我的这一特长，县知青办把我安排到了文艺活动开展十分活跃的一个大队。果然，大队很快就让我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因为是业余，白天照常到队里干活，晚上才到大队部排练节目。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大队还有一里半地的路程。每天排练完了，都是夜深人静。虽然我们是两个人，但走在黑漆漆的夜路上，总是不免有些害怕。那一年冬天，因为每天晚上要往返走上三里路，我的脚脖子生了冻疮。

我演李铁梅是我到新知青点插队的第二年。那一年，我们这些宣传队的成员都被抽到大队的专业队，边劳动边排练节目。有一天，宣传队队长突然宣布我们要排练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一场，说是12月份要代表区里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听说能参加县里的汇演，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普及革命样板戏，那时候，几乎人人会唱样板戏，处处能演样板戏。就在我未到这里插队之前，他们已经排演过《红灯记》、《沙家浜》的全幕。但这一次是要参加县里的汇演，队长决定重新调整演员阵容。也许是我的嗓音比较高，队长宣布我演李铁梅，原来演李铁梅的演员改演李奶奶。一听说让我演李铁梅，我立刻紧张地推辞说：“不行，不行，我从来没演过戏，什么做啊，念的，我都不会。”队长安慰我说：“咱们是业余，演个一般水平就行。”

我这个李铁梅就这样强打鸭子上了架。表演上自然谈不上什么正儿八经的做、念、打。好在我的唱功提高的很快，我竟在不知不觉间找到了头腔共鸣。发音方法对了，调门提高了许多，声音依然圆润悦耳。大家都夸我唱得好。队长更是高兴，他说，咱们这一次一定要争取拿县里的头奖。

那一次汇演我们确实拿了奖，但是不是头奖我记不清了。但演出当中的那个纰漏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因为没有道具，所以也从未用过道具。到了县里，县文工团主动为我们提供了那场戏的服装道具，并主动热情地帮我们化妆。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穿上了李铁梅那件蓝地白花对襟小袄，第一次在脑后接了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只是那条辫子接得有些紧，更梆梆地很不舒服。

该我们演出了，舞台上摆好了县文工团为我们提供的布景道具：一张桌子，一盏灯和一扇门。我上场后虽然有些紧张，但前半场戏还算顺利，我的那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居然还赢得了掌声。谁知就在李玉和出场后，我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当演李奶奶的演员说：“铁梅，给你爹拿酒去！”我答应一声，转身从那扇道具门进了后台。有人等在那里，给我递碗。我做端酒状重新从幕后走出来，本该再从那扇道具门进入，可我竟忘了那扇道具门，端着酒碗从门的一边出来了。这岂不是破墙而入吗！我自己当时并没有察觉，台下也没有乱。或者是那场戏气氛过于严肃，有人看出来也没敢笑出来，可这段花絮以后却成了我的一个笑柄。

锅盖不见了

我们那个知青点，就只安排了我和小安两个人。因为人少，队里没有专门盖知青屋，只是把队部里院原来放东西的两间屋腾出来让我们住。我们住的很不安宁，一是队部人来人往，嘈杂混乱；二是生产队的牲畜圈也离我们不远，饲养员的吆喝声，牛马驴的嘶叫声，常常搅得我们不能入梦。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有比居住环境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做饭取暖用的烧柴。

7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不要说煤气化，连电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照明还须用煤油灯，烧饭也只能用柴火。我们的烧柴从哪儿来？大队给一点儿，开山的时候自己上山割一点儿，每天劳动的时候在地里捡一点儿。在对待烧柴的问题上，小安我们俩都表现得很会过，只要在地里看见一根柴禾，无论多远，我们也要把它带回去。

73年入冬以后我们回家呆了几天，待我们再回来，见院子里堆了半院子退了粒的玉米穰，这着实让我们高兴了一阵子，这下大半年的烧柴没问题了。有了这些玉米穰，我们俩也变得大方起来，为了让屋子暖和些，每天做完饭后，还要再填上一灶火暖炕。

一天，小安有事回市里了，我一个人吃完晚饭，照例在灶火里填了满满一下子玉米穰，把四周打扫了一下，就到给我作伴的小菊家聊天去了。我们一直聊到很晚才回来睡觉。躺到炕上，我只觉得那天的炕像是比哪一天都热乎。第二天早晨，要回家吃饭的小菊走到外屋忽然大呼小叫起来：“咦？你们的锅盖哪儿去了？”

“锅盖怎么了？”我一边问一边从屋里走出来 。

真的，我们的锅盖不见了，大铁锅敞开着，锅帮上残留着一小截烧焦了的炊帚头。我忽然明白了，一定是我昨晚上只顾了填柴，却忘了添水，锅烧红了以后，烘着了锅盖，那把放在锅盖上的炊帚头便也一起葬身火海。

小菊捕拍手打掌地笑起来，边笑边说：“你真行，居然把锅盖烧了，我看你们使什么？”

我却笑不出来，我想到的不仅是锅盖，而是那更大的后果，万一火再大一些，不但我们这两间屋保不住，还要殃及队部，甚至对面的库房。我想的脊背直发凉。

有了这一次教训，再烧火我自然格外小心了。至于锅盖，当然也会有人再送我们一个。

抢 麦

如果不是那次整理档案从撤掉的废页中看见那次座谈会的记录，我几乎忘记了那一天。

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一天上午在地里割麦子割得心里直发颤。那块地里的麦子长了些拇指长的黄虫子，割着割着，不知什么时候你就会把一只虫子捏在手里，地里不断想起女孩子们的尖叫。傍近晌午，好容易割完了那块地，我再也不想走近它半步。

那一天我们似乎觉得很累，吃完晚饭，我和小安躺在炕上谁也不想动。忽然，窗外一阵电闪雷鸣，不大一会儿，雨点子就噼里啪拉地掉起来。与此同时，一阵尖利的哨音划破雨中的夜幕，并夹杂着队长焦急地喊声：“所有的劳力，赶快到河西抢运麦子！”

“麦子！”我的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我想起了那些捏在手里的虫子。我看了看小安，

小安也在看我，那意思再明白不过，我们在互相问询，去，还是不去？过了几分钟，我们俩谁都没有再说话，却几乎同时坐了起来，我们找了件旧衣服披在身上，随着人群向河西走去。我再一次走进了那块虫子肆虐的麦地。或者是有夜幕的掩盖，在扛起麦捆的那一刻，我似乎忘记了那些虫子的存在。我只记得那一刻人们都表现得很亢奋，很勇敢，那一刻人们的心灵很崇高。因为我敢相信，那一天晚上，没有哪一个人是为着工分才去的。

记不得我们是怎样淌过那齐腿根深的河水，淌水的时候那鞋子是拿在手里还是根本没有脱下来，也记不得我们往返穿梭了几趟，以至后来我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但是社员们却没有忘记，他们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在他们看来，那次举动在他们身上不算什么，可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能有如此举动也许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就在推荐我上学的座谈会上，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人都谈到了我在那次抢麦中的表现。这就是我那些纯朴的农民朋友们。

重新追索那段已经逝去近三十年的特殊经历，又重新品味到那其间的艰辛与甘甜，迷惘与收获以后，我想说，我不后悔曾经走进知青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