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昙花一现的“反潮流”战士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三年就迅速垮台。
李庆霖因*的复信而名扬天下,他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英雄。然而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政坛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并不容易的。何况在那是非黑白往往被颠倒的时代。小学教员出身的李庆霖不过只是一个平民,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一旦发迹,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便暴露无遗。
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棋帜。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首长”(1975年四届期间李玉和赵燕侠、李庆霖一起受江青接见,因为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此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表态,成了红得发紫的人。
1973年11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万,流芳百世”。
李庆霖自以为是“中央领导很注意我这个人”,不时地掏出笔记本拍着胸说:“我有电话号码,我有中央的支持。”
一位与李相熟的领导说,原来与人颇为和善连走路都要不声不响的李庆霖忽然有一天裤兜后面插着一把鼓囊囊的手枪,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伏笔。他在变幻诡谲的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匆匆过客。26年后李庆霖自述:“这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各种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上窜下跳,是很自然的。”
住在笔者楼上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区农委宋老先生亲笔给笔者写下1976年春亲眼目睹了李庆霖卷入派性斗争的一幕:莆田地区行政公署多数干部听党的话,抓革命促生产,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做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开一半,李庆霖在一班人马的拥戴下窜进会场,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做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两手放在腿上,圆瞪着双眼环视整个会场,在场的干部们看到这种情境感到莫明其妙,私下议论,李庆霖也太猖狂了,那种姿态很像电影中的希特勒一样,更令人气愤的是,李庆霖在大会上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声嘶力竭地乱喊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尽管李庆霖在台上口沫四溅,拼老命鼓动,但台下会场秩序井然,除了他带来的几个应声虫外,没有人跟着他喊口号。事后干部们议论纷纷,说李庆霖不过是一个乡下小学教员,仅因写信给毛主席就这样变成风云人物,公然不可一世地坐上地委书记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当太上皇。
……当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寄钱的事情在全国轰动时,外省人十分称赞李庆霖的大无畏精神,并美称其“反潮流战士”,作为莆田人也沾了光。当时我在海南岛培育杂交水稻种子,当地人一听到我是福建莆田人,他们都会十分敬佩地竖起大拇指说莆田人很了不起,能出李庆霖这样的大人物,我们听完只是笑一笑,都深不以为然呢……
宋老先生的态度代表了莆田干部群众的一种心态。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便被隔离审查,在经历十个月的批斗后,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在福州在全省有二百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被正式逮捕。
隔了一年多后的1979年6月18日,福建省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宣判大会是在莆田市侨联电影院举行的,罪名为“反革命案”。莆田中级法案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二、三款的规定判决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3年。他从辉煌的顶点跌落下来,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部署的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决不承认犯有判决无期徒刑这样的重罪。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3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扣了很久才发给她,没有恢复其公职。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他也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给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安排。
审查期间,他家被翻箱倒柜了两次,一切文件、材料、笔记本、包括毛主席给他的亲笔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给搜走了,至今下落不明。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三百元在哪里!一家人咬牙不说。他的妻子张秀珍怕300元被抄走,便到县衙后路的中行悄悄改她的名字这笔钱才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