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放歌--于文龙

文/于文龙

1968年8月,距大学校门只有一步之遥的我和另外13名同学,成为承德第一中学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就因为有了那一瞬间的变化,我体验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就因为有了那一瞬间的变化,我品尝到了社会人生百味;就为那一瞬间的变化,我也体味到了苦中有乐的甘甜。
当年安排我们落户的具体地点是丰宁县山咀公社山咀大队。那里被称为坝上草原。现在就让我们重新走进那有风、有雪、有花、有草的日子……

趣 事

五百里送牛

8月份刚下乡,10月中旬,生产队便派了一个公差,帮收购站把一群肉牛送到张家口,全程五百里都要徒步赶运。知青无论男女,个个都是单身,有"出差"之机,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何况又是记满分,实在是美差一件。但坝上地区气候独特,可以说"早穿皮袄午穿纱"八月下旬割地时,一早一晚都要穿棉袄,更不用说眼下的十月中下旬了,我带足了衣物,和同村的农家子弟王富、胡希武赶上39头牛登程了。这种赶运不能只赶路,还要管牛的吃喝,遇着滩上有好草,要让牛吃饱,遇上河有水要让牛喝好,看到牛的食窝,水窝都鼓起来了,才能赶路。人呢,只能早晚吃两顿热乎饭,中午只能风餐露宿,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滩下秋水,困了在草滩上打个盹,这样一天只能赶三四十里路。遇见河,水太凉过不去,我们就骑牛而过个个把裤裆油得油亮。过沽源,跨张北,到了张家口北的二道边上,看到了长城,也首次遇上了"白毛风"(气温下降、风加雪一片白毛对面见人),身上的棉衣不能御寒,冷得无法,只好把行李打开,把棉被裹在身上,把线毯象大围巾一样蒙在头上,反正为了取暖,哪顾他好看难看!由于身上的棉被、头上的线毯过于兜风,一阵大风吹来,风吹人行不能止步,眼看前边就是胜悬崖,真是急中生智,迅速卧倒,死死抓住柴草才免于失中。真是一阵白毛风一身冷汗,一道鬼门关。再看,路边几只"傻半斤"被白毛刮得有翅难飞,在雪地中痛苦的挣扎,我们却是不费吹灰之力,几只肥乎乎的飞禽在手,变成晚餐中的美味佳肴。五百里路,整整走了十三天才到张家口。交了牛,怎么也得逛一天哪,总管还真够意思,放一天假还给记工分。进市后,没钱下饭店,每人花伍角钱各自买了一只熏兔,放进挎包中,边逛边吃,大商店逛完了,动物园也去过了,挎包里也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我作为知青,首次去张家口送牛,想不到《承德群众报》还给写了篇文章,题为《知青五百里送牛》。

老汤当油吃

我们这个点儿都是老高三,所处又是公社所在地,同校的百余名同学都分布在本公社其它大队,尤其是那些初中生,年龄都在十五、六岁,自然我们也就充当了老大哥、老大姐的角色,打架闹意见,要到我们这儿诉说,想家出来逛逛,我们这儿是光顾之地。记得有一次吃饺子,竟来了17位同学,我们就一锅一锅的煮,直到打发他们吃饱喝好、高兴返家。
但随之而来问题也出现了,那就是粮食和油常常亏空。尽管知青供粮供油有国家政策,由于应酬多到秋天割地时就粮尽油绝了。1969年秋天,我们有的同学去三线出工修路有的被抽去搞斗批改、只剩下我们三人在家收秋,有王玉环(现贸易局组干科科长)、张长生(丰宁人大干部)。繁重的劳作不吃不行,每天每人割地四五亩,生产队里只剩点发霉的莜麦,我们借来当主食,熬土豆熬豆角只能用清水煮,熟后再撒上一把莜面借那股香味。活太累不吃肉就算了,没有一滴油怎么能行!半个月过去了实在熬不住了,张长生就从收购站要来半盆煮肉的"老汤",每顿偷偷往菜里放一点儿,王玉环是个大家闰秀,父亲曾是市粮食局局长,吃东西既干净又讲究,我俩不敢跟她明说,怕她吃不下,一天吃饭时,我们终于忍不住了,问她:"这菜什么味?""好吃不?"她说:"肉味,反正挺好吃的。"尽管这样,我们也没有挑明,直到参加工作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们才把这事当做一段笑话讲了出来。

半夜"鬼"敲门

整个下乡时期三个春节,我都是在坝上单独度过的。那时,父亲是走资派挨斗,只有18元生活费维持六口之家。我的想法是,省下回家的路费(丰宁坝上到青龙县往返需20元)连同多挣的工分,每年都可寄回一笔可观的现金,以解家庭困难,报达父母养育之恩。看到春节回家的同学,真眼馋,我也想家家更想我,但我只能把思念寄托在往来的信件上,寄托在给父母的汇款单上。
那是1969年过春节,同学们都走光了,知青点儿上就剩我一人。那天晚上,在大队部参加整建党会议,结束时已是十点多了,天这么晚,满可以在大队部住,但一想,我们知青点儿是独门独院,在村边,守着一条公路,里边不但有我们八个人全部的家当,还有全年口粮几千斤,真要是丢失可不得了。回去吧,又实在害怕,那年冬由于极左路线影响,大队书记吕祥死在房后的井里,郝德才吊死在院前的牛圈中,那年我才22岁,在这种环境中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但急于看家的责任心和一股年轻气盛的勇气,还是硬着头皮回去了。进院回屋的整个过程,心情十分紧张,四周究竟是什么样子,竟连看一眼都未敢。穿过堂屋进里屋,本能的用木棍顶上门,准备了自卫用的禾叉和镰刀,我想一旦与坏人遭遇,距离远可以用禾叉,短兵相接时可以用镰刀。为了给自己壮胆还在结了冰花的北墙上写下了"北国风光"四个大字。钻进被窝一阵胡思乱想,实在困得不行,才勉强入睡。忽然,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正是半夜时许,是谁来敲我的门?越想越不对劲儿,越想越感到问题严重,手脚冰凉,头发都竖了起来,真是怕啥就来啥。没等往下想,外屋门吱的一声开了。这时我立刻联想到,是否有人看上了我们那几千斤口粮,后来一想,不对呀,偷粮应该进女生住的外屋怎么进到我屋呢?是不是跳井的、上吊的,认为自己死的冤,找正直无暇的知青诉说?总之,是贼是鬼,今晚肯定大祸临头了。外屋那物喘气声都听见了。而且越来越近,我急忙用被把头蒙上想熬到天亮再说,反正门用棍子顶着,但又一想,不行,如果真要是那物把门弄开,我赤身裸体,岂不束手被擒?听见喘气声到门口,我顾不得再想其它的事了,只想到是人是鬼我也得面对现实,今晚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一旦决心下定,头脑立即清醒了。当时我很镇静,首先不开灯,以免暴露目标,第二迅速穿好衣服,以利决战,下炕后我穿好鞋,左手拿手电,右手紧握短兵相接的武器----镰刀,又悄悄的撤走支棍,猛然拉开门,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大喊一声"谁"?顺着手电的光一看,天哪!哪里是贼,哪里是鬼,原来是一只觅食的老母猪,在门口的水缸旁无动于衷,听到动静它抬头看了看我,像是不满意的哼了一声。此时,紧张的心情立刻得到缓解,把猪撵出屋门后,才想起回家时,由于边度紧张,根本就没插外屋门。奇怪的是,敲门声又来自何处呢?我决心看个究竟,重新带上门,站在院中观察,原来是,秋天在房檐下晾了一串干白菜,被风吹动与门的撞击声,只不过是深夜人静声音显得大,成为想象中的敲门声。"迷"解开了"鬼"赶跑了,我又大胆的在院中巡视一圈,又到女同学的外屋看看粮食囤后,重新关好两重门,和衣而睡,直到天亮。

憾 事

三年苦干不能入党

早在承德一中读书时,我就是班长,又是学校团委委员,一直积极要求进步,想早日加入党组织,一场史无前例,青龙老家的父亲成了走资派,全家都受到了株连。1968年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发表,我就暗下决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自己,接受脱胎换骨的考验。以脱开家庭不利环境,另外开辟出一条通过自身努力,加入组织的途径。因此,上坝后,干活、标着最好的干,生活上苦中求乐。下乡接触的第一件农活就是割地,坝上地广人稀有的一根垄就有一亩地之多,割地时,由于个子高,弯腰幅度大,腰酸腿痛手打泡,黑天睡觉难以翻身,就这样,硬是挺着度过不适应期;生活上我们主动辞去生产队派来给我们做饭的师傅,抢着自己做,尽快在生活上"自立"。就连阴天下雨,还找队长给我们安排农活,队长无奈,就把我们安排在库房里整修农具或干些其它零活,总之,稍有一点功夫,就找磨炼自己的机会。
直到1970年5月份,整建党进入到建支部,吐故纳新的阶段,才正式考虑到接收新党员的事情。5月4日山咀大队成立了党支部,转业兵吴国喜担任党支部书记,张希瑞代表积极分子发言表决心,我细心观察,纳新的事与我无缘。5月6日,公布了四个纳新的人员,果然没我,当时想不通但也在意料之中,论表现我属一流,可父亲的问题没结论,在那个年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组织始终没有放弃我,支书吴国喜及时找我谈话,鼓励我正视现实继续进步。我也常用毛主席的语录鼓励自己,在日记中写到:"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又在日记中写到:"家庭不能选择,走什么路却可选择,把家庭的问题,当做体育课上的木马,鼓足勇气,跨越它,使自己得到新的升华。"在思想万分压抑中,调整了自己,恢复了平静,重新投入到当时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去。
半年过去了,加入组织的事仍没有消息。知道在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事恐怕是没希望的了。1970年10月17日,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文艺[宣传队要正式定一个队长,我想,入党不行,当一个党外队长应该说没问题了吧?谁知,这个队长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我呢,还是我!后来听说,公社认为,文艺宣传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让一个家庭有问题的人当队长不太合适!我是个穷苦家庭出生的孩子,自强自立自信争强好胜是我的性格,这样的打击对我不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宣传队里,我干着队长的角色但又不能明确我是队长,叫我怎么干呢?真叫人啼笑皆非。好在吴国喜支持我,全体队员支持我,我继续当着不是队长的队长,其压抑的心情,难以明讲的话,只能在日记中发泄、诉说。慢慢的才认识到,是当时的形势制约了整个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我自然显得渺小,具体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周围的同志们,谁也左右不了当时的形势,只能同情我,劝导我 ,替我惋惜。
对于这件事,我很遗憾,但我始终没有丧失入党的信念,直到进入剧团,经过两次去青龙外调,父亲的问题盖棺定论,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什么问题,才于1975年8月正式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中共党员。

四封电报不能回家

父亲是县药材公司经理,1966年被揪挨斗。1969年得了肺癌去天津手术治疗。当时我正在松树梁修路当民工,请假直奔天津护理,手术后又护送父亲回青龙老家休养。那时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六口之家只有18元生活费,除姐姐帮助,亲属周济外,全靠母亲干些零活挣些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在家护理父亲,直到11月份,我还没穿上棉裤,是邻居于大娘,林二姨,赵婶三家凑钱买来棉花布为我赶制一条棉裤,我穿在身上,感慨万千。
父亲患绝症,就熬那点儿心血了。我守护在父亲的身旁,望着病重的父亲,看着伺候病人还要赶做零活的母亲,再看看三个破衣褴衫,又不能填饱肚子的弟弟,做为长子的责任感尤然而生。是啊,当时只有我还具备劳动的权力和能力,三个弟弟幼小,被工厂开除找别的活干,又没人敢用,父亲要营养,全家要吃饭,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赶回坝上,多劳动,多挣工分多挣钱,才能弥补家中的困难。我想回坝上但又难以向父亲开口,我这个长子,是他眼中明珠,我自小听话,品学兼优,他对我寄予厚望,为使我上学,舍去二弟三弟上中学的机会,过早的送他们进厂当了徒工,而他自己也省吃俭用,连块表也没戴过,连件大衣皮鞋也舍不得买,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奋发学习,考上全区重点中学--承德一中,直到1966年高三毕业考试八门功课平均98分,可惜都被文革吞灭。而对不久于人世的父亲,我无以报答,卖掉了上坝时发的皮大衣,为他换些营养品,尽份做儿子的孝心。我征得母亲原同意后,又向父亲提出回坝上的想法,父亲深明大义,竟然同意了,临别时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谁知这一别竟是一次诀别。
1969年11月,我回到了坝上,"珍宝岛"事件发生了,丰宁又是北京的北大门,是"苏修"入侵必经之路,战备情况非常紧张,我呢,虽然家中有问题不能入党,但被破格批准为2号兵源,任战备团指导员,整天荷枪实弹,白天训练,夜晚拉练,其紧张程度,真象战争马上就要爆发。这期间父亲的病情逐步恶化,但在病痛中仍来住鼓励我安心坝上,搞好备战。后来右手失灵,就用左手写信鼓励我,但也流露出许多思念之情。是啊,我何曾不想飞回老家,伺候他老人家呢,回想父亲对我的爱十分特殊,从儿时起,不用说动手打我,就连骂也不曾有过,即使有了不可容忍的缺点,大不过脸色不好看,重重的看我一眼我便知趣改过,既没有过多的言辞,也没有溺爱的表露,家中再困难,不缺我吃穿,是升学,是当兵,还是下乡到农村他都支持我,用他的话说:"哪行都能出状元,路是要靠自己走"。
就这样,书不信往,还算正常,只不过同别人相比,紧张的训练之外,多了一份思念,多了一份担忧。直到1970年2月中旬,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天半的时间收到家里四封电报,"病重速回"、"病危速回"不断升级。据我的估计,父亲的病已到最危险的时刻了。临死之前,能看上一眼心爱的儿子是人之常情,儿子不归又不合情理,但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战备紧,我又是指导员,实在离不开呀,尽管这样,我还是拿上电报找公社领导,领导说几封电报情况早就从邮电所知道了,战备这样紧让我自己考虑能否回家。我痛苦极了,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肯定想念远方的儿子,不肯闭上充满期盼的眼睛。我呢,心里没底,不知哪天仗真的打起来,如果回家,不是临阵脱逃吗?那更是千古遗憾之事。经过激烈的斗争,我留下了,但当时我深知,留下并不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何况,档案中也没有那一段记载,而确实考虑的是家里事再大,同保卫国家相比也是小事。直到两个月后,战备情况稍松一些,公社才批准回青龙老家,可父亲的坟头都长草了。我的母亲陪我给父亲上了坟,并一再哭诉了我不能为他送终的理由。那晚,全家人向我描述父亲临终时为等我,硬是咽不下那口气,强忍巨痛多活了两天,还往门口看了一眼才闭上了双目,听到这,叫我怎么不失声痛哭呢!

兴 事

一支知青文艺宣传队

我从小就喜欢文艺,在学校时就是文艺宣传队的一员。临下乡时,我和闫秀峰(现任市国税局局长)有意串联了一些校宣传队和有文艺特长的同学先后下乡。当时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听说农村经济落后,文化生活缺乏,我们做为一名知识青年应该在劳动锻炼之余,发挥自己专长,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做一点贡献。
当我们把成立宣传队的想法提出后,立即得到公社书记许尚德和大队长李耀守的支持。于是我们集中了全大队的乐器,加上我们自己带来的,又找木匠做了些道具,一支以知青为主体的"山咀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于当年深秋宣告成立。
这支队伍基础很好,年龄都在20岁左右,男女各半。真是男的英武顺溜,女的水灵秀气。有会唱的,会跳的,会编创的,会伴奏的,样样俱全。当时凭着一股热情和执着,仅用半个月的劳动之余,就排出了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有多口词,快板群,歌表演,藏族舞蹈,还有京剧清唱。尤其是反映军民关系的小评剧"军民鱼水情",我和秀峰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我唱他写谱,把全剧三个人物(老大爷、老大娘、解放军小战士)的唱腔设计得惟妙惟肖,至今唱起来还非常得意顺口,就连文武场都有固定的谱子,当然我和秀峰都担任重要角色。
首次亮相,是在山咀戏楼全公社的大会后,观众多达四、五千人,望着台上英俊洒脱的面孔和新鲜优美的舞姿态,听着和谐的乐曲和美妙的歌声,台下的观众轰动了,台上的公社、大队领导满意的笑了。这个偏僻边远的山村活跃了,以后每逢元旦、春节、五一、八一、十一、都要有大型演出,或到附近大队巡回演出,尤其是那个年代政治事件多,如九大召开,珍宝岛事件,最新指示发表,我们都有演出,也成为当时政治宣传的一个载体。
记得1969年年三十,我们顶风冒雪步行十五华里到东滩大队演出,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百名乡亲,等在无遮无挡的舞台下,后台呢,竟是一个刚打扫完牛屎的牛棚。精彩的节目,把百姓演得兴高采烈,演 完后,又是踏雪行程十五华里,连冷带累,大年初一劳永无人早起,乡亲们为我们没吃年初一的饺子都觉得奇怪,原来,头一天晚上回来又累又饿,三十晚上就把大年初一的饺子预支了。
1970年春节正月初四,我们到十里以外的土城沟大队演出,等我把演出事项安排好,正要演出时,一看潘景山还没化妆,我一下急了,问"怎么还不化妆?"他说"我等你给化呢。"我赶紧给他化妆,就正式演出了。原来潘景山等我化妆是有原因的,一是我当时化出妆来确实精神漂亮,二是到外大队演出,老潘还是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果然演出后,全体演员让当地百姓抢回家吃饭。我、景山、秀峰、淑琴、韩竟珍没等卸妆,就让大队书记马成河抢到家,那桌饭的丰盛劲就别提了。望着三个精神的小伙子,马成河非要给介绍对象不可,我们不好意思,几个女同学互相瞟一眼笑了。他那里知道,闫秀峰的爱人张淑琴正在现场,而且已有七个月的身孕,只不过为了演出,束胸勒腰,别人看不出来罢了。景山呢也已成了家,我也是早有了意中人。
为了演出,我们竟三个春节都没回家探望父母,20几个人经常打着一面红旗,身背乐器和简单的服装道具,行进在茫茫的雪地中,活跃在绿色的草滩上,把戏演到场院的麦垛前,送到村里的土台上,送到驻军的营房里。蓝天村落做背景,清新的空气做幕布,一群有志青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讴歌时代的音符,描述着历史的脚步。至今,丰宁文化馆的档案中,还保存着我们的演出照片。
这支宣传队,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很投入,是一个未经选举但大家又承认的队长角色。集编导演于一身,组织排练张罗演出,排什么节目,到什么地方演,都演什么节目,谁担任什么角色,都要比别人先考虑一步。看了三线宣传队的节目,只要是有兴趣,记下路子和主要情节,回来一编,准和原版差不多!当然最能出多主意,又和我商量得来的当属闫秀峰,我俩几乎是一拍即合。他也是这支宣传队的主心骨。
1971年初,我们参加了全县业余文艺汇演。整齐的阵容,精湛的演出,博得好评。大会发言介绍经验,其中两个节目,被选中参加全地区汇演,在汇演中,我还担任了压轴戏"红灯记"第五场中李玉合的角色以至一发不可收,为此,我和士杰在知青未选调之前被抽调县剧团工作,久明进了军马场,冯和平进了当地粮食所,景山、秀峰随之抽到县税务所。
此后的我,便一直与文艺结缘。无论是当演员、当干部、还是当局长,一直都未离开过文化单位。

两句话救了一个老贫协

1969年是抓阶级斗争最为盛行的一年。我们所在的大队也不例外。据当时内部人讲:坝上过去属不毛之地,三年土改,建国初期三五反等,不少内地的地主、杀人犯、反革命纷纷逃到坝上隐居,人员构成情况十分复杂。1966年在山咀大队出现了一个打死转业兵的"张廷俊"事件。本来,该抓的抓了,该法办的法办了。1969年又把这个案件当成重点,重新审理。当时县里的,区里的,公社的贫宣队专案组云集在山咀大队,深挖广查,打击面很大,当时谁喊的口号最响,谁参加的会多,谁说了句同情话,谁又在背后讲些什么都成为重点,真要涉及到谁,谁便有塌天大祸。果然,没过几天,大队书记吕祥投井自杀了。随后,因此事刚刚刑满释放的郝德才上吊自杀了,气氛十分紧张。谁也不知还会涉及到谁,在一次深挖的会上,有人说"老贫协王连奎会看风水,看阴阳,这个人很蔽。"一句话气氛又紧张起来。在场的几位知青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异口同声的说:"看阴阳那是迷信,与张廷俊的事有什么关系!不了解情况就别乱说!"两句话,就把这件事压下去了,老贫协王廷奎也幸免了一场"审查"、"扩大"之灾。我们的义举深深感动了老贫协。时过境迁,我到剧团后,年年都要到坝上山咀公社演出,老贫协都要到后台找我,回家吃顿饭,而每次都离不了那么几句话:"你们知青有水平有眼光,那年,要不是你们给说话,我这把老骨头早就不知哪儿去了。"

作者简介 于文龙,男,50岁。大专学历。承德第一中学1966届高三毕业生。1968-1971年。在丰宁县山咀公社山咀大队下乡,返城后曾任丰宁县剧团团长,丰宁县文化局局长,现任承德市文化局副局长。由于热爱文化艺术事业,执着地在这块园地辛勤耕耘三十多年。主编、主创和组织演出了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多次受到省、市政论的表彰,为活跃城乡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