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年前的春节晚会 当人们已渐渐淡漠和厌倦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今天，三十八年前的一场春晚却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里。

六九年春节，是我们到东和过的第一个年。早在半个月前，队里就通知我们，要在除夕之夜举办一场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联欢晚会，初出校门、浪漫天真的知青们兴高采烈地投入了晚会的准备和彩排。回想当年的东和知青，着实卧虎藏龙、人才济济。张克夫长得眉清目秀、风流倜傥，天生一副好嗓子，富有表演才华，但不知为何原因在那天的晚会上尽演反面人物；万刚通晓音律、擅长丝竹，任作曲、配器兼演奏员并客串叛徒王连举；我，气宇轩昂，一身正气，李玉和这样的英雄人物自然非我莫属；陈浙新忠厚老实，天生就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扮演李奶奶的燕红，京腔京韵达到了专业水准；婷婷玉立的陈幼民与李铁梅毫无二致；还有李甬江、陈军书、杜桂云……真可谓群星璀璨。

小学校的大教室是个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厅”，白天上课，晚上开会，寒假时挖个地坑，搭上架子割大锯，今晚就成了联欢会的剧场。一个简陋的小舞台，几块缝合的被单成了天幕，两盏白晃晃的汽灯就是照明，没有音响，全指干嚎。天刚擦黑，妇女们带着孩子早早的搬着凳子来会场占座，不到六点，几十平方米的教室就被挤的满满当当。昏暗的灯光下，男人们抽着烟、打着酒嗝，唠着嗑儿；老娘们纳着鞋底，东家长西家短；大姑娘小媳妇嘻笑着、打闹着；孩子们满屋乱窜。炉子上的茶壶“哧哧”的冒着蒸气，通红的炉火映照着一张张兴奋的笑脸，人们期待着好戏开场。报幕人清脆的嗓音拉开了晚会的序幕。诗朗诵、表演唱、三句半、民乐合奏……，青春年少、多才多艺的知青们认真而又卖力地展示着自己的艺术才华，将城里人司空见惯的艺术形式连同现代文明一起带进了这个一年看不上一场电影的边境小村。样板戏《红灯记》片断“赴宴斗鸠山”是晚会的重头戏。随着后台一声“带李玉和！”我上场了，一句高腔、一个亮相，台下掌声一片。一顶罩了蓝布的大盖帽、一身蓝华达呢中山装、一双打了绑腿的翻毛皮鞋，一盏蒙着红纸的马灯，这就是我的全部行头。再看张克夫扮演的鸠山：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鼻孔下画着一撮仁丹胡，大背头梳得油光锃亮，趿拉着一双海绵拖鞋，披着一条草绿色的军毯，胳肢窝下卡了两只别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和服，加上他那专业的韵白吐字和准确的形体动作，把个阴险残暴的日本军阀演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开场很顺利，我和张克夫不跑调、不忘词，唇枪舌战，配合默契，没想到快结束时却出了洋相。按剧情，李玉和受刑后二次上场前，日本宪兵伍长先上来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然后带李玉和。可扮演伍长的陈军书由于紧张，一上台就摔了个跟头，全场哗然，我憋得差点笑出声来，幸亏张克夫沉着，很快接上了下面的台词才未酿成大乱。看着台下老乡们随着剧情而变化的表情，我敢说，东和的农民除了电台的录音以外，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真人版的《红灯记》。

压轴戏《不忘阶级苦》是知青们集体创作，王沂生执笔、万刚作曲的独幕歌剧，剧情与当时遍布全国的忆苦剧大同小异，无非是地主逼债、全家逃难、爹死女卖、妻离子散、苦尽甜来、彻底清算。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如此简单、如此粗陋的作品竟会在东和的农民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当“天苍苍，路茫茫，风雪寒，饥断肠……”的伴唱声在后台响起，陈浙新扮演的老贫农带着全家外出逃荒，蹒跚在舞台上，台下已是一片唏嘘声。随着剧情的发展，一家人饥寒交迫，老贫农客死外乡。再看台下，男人们低着头，大口地抽着烟，喘着粗气；女人们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尤其是老邢大嫂，由呜咽之声转变成号啕大哭，数人劝止不住，唯有架出会场。事后我听说，她家在旧社会的遭遇与剧情几乎完全一样。天亮了，解放了，斗地主、分天地，台上台下群情激愤，一片口号声。那是真正的阶级仇恨，那是真正的火山爆发。我曾听说在延安上演白毛女时，扮演黄世仁的陈强差点被愤怒的战士一枪打死，如今，扮演地主的张克夫也给农民留下了坏印象，好几天噌不到饭吃。这就是那个时代，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谁能说得清楚，这场晚会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是教育贫下中农？说到底，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蒋介石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所以失败了，共产党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能聚集亿万农民于旗下并成功了革命。无论中国今后怎么发展，千万不要忘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