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及我与新时期文学一) 寺前往事三十春 何申 岁月无居,往事悠悠。说来很巧,咱承德(市)自公元1703年肇建避暑山庄而聚兴,遂成“股肱之郡、华夏二都”,至今已300余载。我生晚矣,然1976年落户于此,随即开始工作生活及文学创作,至今也历30余年。30年对一个人来讲,也可算得上日月漫长。300与30,老城与新人,四季观山庄,冷暖伴笔墨。于是,在不经意间,我就以独特的方式,感受并记录了我们这座历史名城不平凡的卅年春秋。 其实我是1969年就来到承德乡村的,那时在青龙插队,其间曾来“地区”开过几次会。记得班车早6点从县城开出,走啊走,绕啊绕,下午太阳偏西,终于下了松树梁。下梁后第一眼看大佛寺,再看“干校”的红楼,感觉好美。有一次,我竟奢想若有朝一日能在这工作生活该有多好。谁能想到,1976年秋我从河北大学毕业回来,一大早在地招防震棚(地委组织部)里拿到介绍信,然后顺着大坝奔狮子沟,找到“五、七”干校。站在大门口抬头四望,好熟悉啊,这不就是我先向曾向往的地方吗!漂泊八载,家在何方?如今我终于可以魂梦安稳了,我变成了有户口及粮油关系的寺前市民了。 报到后去宿舍,宿舍是防震棚,在白菜地里。可能是有些兴奋,夜里睡不着,正好可以躺在床上仰头观明月,侧转思往事。四下是秋菜与农家肥混合后浓重的气味,不大好闻。好在当初我插队窗外就是房东的猪圈,受过锻炼,没有过大的感觉。清晨太阳从棒锤山那边升起,早饭后有人喊集合,我很兴奋去排队,等着领导接见和讲话,想着可能还要分配具体工作。但等到的是一把镰刀,然后就从大佛寺旁往松树梁上走,走进“干校”的沟里砍棒子。我有劲,能扛整麻袋的玉米,扛一天,躺在棒秸上看秋空,大脑出现错觉:我还在插队吧…… 庄稼收光,又扎山沟修梯田,活是越干越多了。正当我有点心疼上大学三年耽误的工分(早知道还是种地,去念什么书)时,终于被告之要去哲学教研室当教员。然我却不甚情愿了:干活干得食量颇大,顿饭一斤,当教员每月29斤指标,日子如何过得。我有点相中食堂管理员的差事,可以在后厨可劲造馒头,而无须花饭票。但我想了好几天,终于抑制可劲住造馒头的念头,我怕馒头到手了,对像不好搞了。 我可不是小瞧管理员工作,只是想毕竟费尽巴力的去念了几年书,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再说,实在教不好再去伙房哪怕去烧火。于是就勒紧腰带教哲学,每顿饭按定量吃,吃完就走,莫回头(怕回头还想吃。此事绝非戏言)。 天道酬勤。应该说往下我教学教得不错,对象搞得也称心,婚后即住进家属院最后一排平房,后窗日对古寺残门断瓦,夜闻松涛悬铃长风。应该说景色真是可以了,只是日子过得甚为艰难。这个“甚”字可不简单,未亲身经历很难想象出来。且不言粮油少缺,就说住房吧,这排房外表看还可以,但实际原是想盖干校饲养棚的。房顶是大薄瓦片,直铺油毡上,没泥。我钻进去看过,油毯破处,透亮。也怪了,那时冬天奇冷,强劲的寒风把瓦缝当了喇叭嘴,吹得呜哇乱响。偏那年(1978年)腊月前后,又赶上我们一溜好几家生小孩,直冻得孩子叫女人愁,男士们见面就摇头。屋里水缸结冰,烧炕倒烟,熏得我眼泪鼻涕。门外一堆煤石,掏出的比添进去的还多。我使劲唱《闪闪的红星》插曲:“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好在我与妻子都插过队,生活上再难也能抗过去。更何况,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作为理论教员,我很清楚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时刻,我常用电影《列宁在1918》的台词鼓励自己和妻子:“土豆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接着捅炉子,做口饭,吃了上班。 虽然满怀希望,但随后的“拨乱返正”过程,却也是艰难重重。有一件谁也回避不了的事,就是“联产承包”。承德地区各县对此态度各不一样,学员(乡镇领导)来地委党校(干校撤了)学习,观点也是两派。莫说他们,即便我们教研室十几位教员,对此意见也不同。并非我有什么理论根基,若说有“根基”就是才在大山里当过五年农民。我是第一批知青,和后来的知青(有带队的,集体吃住)不一样,我们春天去了就一两个人分到一个生产队,秋天就和乡亲们一样上场分360斤毛粮,没有半点区别。我看到对几分自留地,农民像眼珠子似的爱护。他们太想有块种什么可由自己作主的土地。于是我就坚决支持联产承包制,上课就讲自己的观点。包括后来讲到了否定“文革运动”之初,我和一些同事的观点都有不同。于是,有段时间里,我略显身心“孤单”…… 只所提这段事,是因为在那一个时期缺少交流后,我就大量的看书,尤其是看新时期初期的中篇小说。渐渐的,我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从理论转向了文学,而且,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而这对我的日后走向很重要,本来,我真的是根好好做一辈子理论教员的。 春天的太阳升起东山,夏天的阳光照亮河湾,秋天的艳阳红满山川。我们都惊讶的看到粮食和副产品的突然增多了,争论随之悄然消失。大佛寺开始维修,红墙绿瓦有了仙境模样;后窗外冒出了商品摊点,来了外地旅游者,“小城故事多”的悠美歌声和庄重的佛乐声交织着响起来。谁都没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这么快就照临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 长空白云朵朵,我带着女儿在寺前徘徊,望远山古松,观古寺金顶,再看人们久违的笑脸、轻盈的脚步……我便觉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今朝有幸,天下普宁。那一时,当思绪徜徉在古寺、白云、天上、人间的梦幻暇想之际,我猛然就认定我的生活应该有一些新的内容了。而这内容又很明了,那就是写作。 我该写了,我也确有事要写:自幼长在天津原英租界洋楼里,年少北上塞外下乡,青年南下保定念书,毕业再分配回热河。避暑山庄旁的老城小巷我熟悉,岳母街坊四邻的故事我清楚……几多经历,几多感受,情景河山,各样人物,影片般不断在我脑里展现。应该写了!到时候了!我的笔定能唱出心中的歌,我的歌将拥抱这个千载难逢的新时代。 冬去春来,几场喜雨过后,空气清新湿润,孩子跑来跑去,我的第一篇小说《祥云飘在天边》发表在《燕山》杂志上。那里写了热河老街上两个聪明美丽的姑娘,因父亲在台湾,不得以嫁给了街上卖肉和卖菜的男人。现在,祥云出现在大佛寺的上空,点燃三柱香,她们有祝福有期望,还有迷茫,往下不知如何是好…… 然此时我的写作必须保密,一旦暴露会有麻烦的,毕竟我是理论教员,让人知道了会被认定是“不务正业”。我白天学理论经典,讲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晚上,我看《红楼梦》、《创业史》及《当代》、《十月》各种杂志,看《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每一篇能看到的小说。然后,我就写出中篇小说《孔家巷闲话》、《酒仙桥边风流巷》和长篇小说《青云宫闲话》等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 大佛寺转眼间变得金壁辉煌,我们的平房迅速淹没在商店饭店之中。打开后窗,看到的是一堵高墙,听到的则是高墙那厢的人欢马叫。昔日的晨钟闻暮鼓顿时变成催人奋进的战鼓,我再也不满足那三尺讲台的空间,听说宣传部要人,我毫不犹豫就去,家也搬进城里。 在地委宣传部当干事,我干得欢,全区八县三区使劲跑。参加县里给《青松岭》“钱广”原型戴大红花评致富典型的大会,我写出小说《晚霞染红青杏沟》;看了两个包荒山的女孩引来了许多荒唐的求婚者,又写出了小说《春水岭的新闻》…… 我像海绵一样,尽情地吸取着生活中的素材。而生活又像大海一样,给了我太多的营养。如鱼得水,如鸟飞翔,我拼命的干工作,不知疲倦的写作。窄小的家中没有桌子,一台缝纫机机面,晚上七点到九点归女儿写作业,九点以后归我。当妻子女儿熟睡之后,用报纸遮挡的灯光下,立刻变成我阳光灿烂的天地。一个个人物,一串串故事,只需略加编排,他们就会在稿纸上跳跃,迅速找准座位坐好。于是,我也就不用抄写,基本一遍成,终使作品的“产出”很快很多。 而这时期我的“官运”也很好,一年之内,我就从干事升到科长到局长,成为全地区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正当人们以为我会全力以赴奔仕途,我却愈发加快了创作的步伐,反映现实生活的中篇连续面世,并召开了个人作品研讨会,并接连在外面获奖、开会、发言。但是,麻烦也如约而至。我的写作,彻底暴光了。 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在那时还很偏颇。有人开始认为我“不务正业”;“为什么晚上不来机关学习,却躲在家里写小说?”再有就是当我的作品打破一些“禁区”时,马上就有很大的压力随之而来。如《酒仙桥边风流巷》主要写了平民男女之间的爱情,背景自然是我市的一些大家都熟悉的老地方。作品在《承德群众报》副刊连载,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那时个人订报少,每天都有人等在传达室抢报纸。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有人甚至在地直各单位领导干部会上就发问:“报纸上发表‘风流巷’!想干什么?”而我就坐在后面 最可怕的,是有人把我的小说上勾出一道道红线,旁边写着批语,等待着“时机”的再来(我无意中看到,先以为是赞许,看清批语才恍然大悟)…… 面对压力,我无所畏惧!我相信我们的党、国家、人民不会允许“运动”卷土重来。当然,我也告诉妻子女儿如再有运动我定被揪出,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谢天谢地,几番波折,终归平静,社会保持了稳定。 不少好心人劝我要加小心了,要想想自己的前程。我笑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谋划个人升迁。国家的复兴,百姓的幸福,远比我个人的事要大得多得多。全区207个乡镇,几年里我几乎跑遍了 ,于是,在单位工作不断取得成绩之时,又有了《乡镇干部》、《穷县》、《穷乡》,以及《年前年后》、《一乡之长》、《信访办主任》等大批农村题材小说、电视剧和电影。当《年前年后》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我作为获奖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后,记者采访时问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说:一是新时期文学令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二是能以文学形式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我的荣幸。 当然,我心里还想说:塞外三千里,山川三万条,山庄300年,古城300春,生活30载,创作30年。于是,才有了我的作品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