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我们队的知青大都通过各种途径走了。原来七个人住的六间房现在只剩我一人孤零零的住在空旷的房子里，悲凉、孤独加之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常常使我彻夜难眠，那种难耐与无助是常人难以忍受的。队长看我一人太难了便派我到村里小学代课，并说今年如果有上学指标一定推荐我.能到学校代课那是人人都羡慕的事。首先，工分挣得多，一年下来三千多分，每个月还有六元钱的津贴，农忙时还要放农忙假，多好的事呀！我当然很高兴。接下来便是积极工作认真学习，咱不能误人子弟呀！

那年头政治气候还是相当浓的，老师们经常开会学习，邓小平二次被打倒便成了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次，公社通知全体老师到公社开电话会议，主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散了会，老师们都匆匆往家赶，其他老师都是骑自行车来开会的，只有我是徒步走来的，三十多里的山路得走两个多小时呢！校长是个热心人帮我在当地借了一辆自行车，我们便一起搭伴上路了。中途有一座土梁，大家推着车子上了梁，下梁的时候各自都骑上车子，车子飞快地滑下山梁。土路上坑坑洼洼，下雨冲刷的路上不时有横七竖八的小水沟，车子快的都蹦起来了，我下意识的捏闸，哎呀不好啦！自行车没闸，我吓呆了，只有任凭自行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下山梁，完全无法控制，突然，车子猛地颠了一下，我从车把前重重的摔了出去，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已躺在邻村卫生所里，赤脚医生正在给我包扎伤口，头摔破了衣服上满是血迹，胳臂搓得鲜血淋漓，头晕得厉害，赤脚医生说这是脑震荡，需要静养。大家张罗着把我送回村里。还好，正赶上放农忙假没有耽误上课。

过了几天头好些了，可胳膊上的伤口感染了，肿的红红的，粗的像个木棒什么也不能干。赤脚医生说“你回承德吧，那里有大医院会处理，不及时治，万一得上败血症怎么办？”我犹豫了，万一我不在的这几天赶上学校招生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可胳臂上的伤不容耽搁，我还是登上了回家的班车。

到家的第二天马上到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我刚从医院回来，突然接到大队发来的电报，催我两日内回公社考学。我手捧着电报心里忐忑不安，父亲能同意我上学吗？当时弟妹都在读高中，我自从下乡每年都是出满工，无论是钱还是粮食都在接济着家里，如果上学不但不能帮家里，可能还要父亲出资帮我，考虑再三渴望上学心切，还是跟父亲说吧！父亲听了我的话一脸的愁容说：“二闺女，咱就别回去了吧？爸爸眼下都拿不出你回的路费”。我看到父亲为难的样子还能说什么呢？让我猜中了，路费事是小，上学这两年的生活费用是大。没办法，只好放弃了。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机会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机会来了却不能把握住，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彷徨，最终没能把握好时机，让我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渴望读书，上学的梦想又一次破碎，这件事让我遗憾终生，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