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我们队的知青大都通过各种途径走了。原来七个人住的六间房现在只剩我一人孤零零的住在空旷的房子里,悲凉、孤独加之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常常使我彻夜难眠,那种难耐与无助是常人难以忍受的。队长看我一人太难了便派我到村里小学代课,并说今年如果有上学指标一定推荐我.能到学校代课那是人人都羡慕的事。首先,工分挣得多,一年下来三千多分,每个月还有六元钱的津贴,农忙时还要放农忙假,多好的事呀!我当然很高兴。接下来便是积极工作认真学习,咱不能误人子弟呀!
那年头政治气候还是相当浓的,老师们经常开会学习,邓小平二次被打倒便成了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次,公社通知全体老师到公社开电话会议,主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散了会,老师们都匆匆往家赶,其他老师都是骑自行车来开会的,只有我是徒步走来的,三十多里的山路得走两个多小时呢!校长是个热心人帮我在当地借了一辆自行车,我们便一起搭伴上路了。中途有一座土梁,大家推着车子上了梁,下梁的时候各自都骑上车子,车子飞快地滑下山梁。土路上坑坑洼洼,下雨冲刷的路上不时有横七竖八的小水沟,车子快的都蹦起来了,我下意识的捏闸,哎呀不好啦!自行车没闸,我吓呆了,只有任凭自行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下山梁,完全无法控制,突然,车子猛地颠了一下,我从车把前重重的摔了出去,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已躺在邻村卫生所里,赤脚医生正在给我包扎伤口,头摔破了衣服上满是血迹,胳臂搓得鲜血淋漓,头晕得厉害,赤脚医生说这是脑震荡,需要静养。大家张罗着把我送回村里。还好,正赶上放农忙假没有耽误上课。
过了几天头好些了,可胳膊上的伤口感染了,肿的红红的,粗的像个木棒什么也不能干。赤脚医生说“你回承德吧,那里有大医院会处理,不及时治,万一得上败血症怎么办?”我犹豫了,万一我不在的这几天赶上学校招生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可胳臂上的伤不容耽搁,考虑再三我还是登上了回家的班车。
到家的第二天马上到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我刚从医院回来,突然接到大队发来的电报,催我两日内回公社考学。我手捧着电报心里忐忑不安,父亲能同意我上学吗?当时弟妹都在读高中,我自从下乡每年都是出满工,无论是钱还是粮食都在接济着家里,如果上学不但不能帮家里,可能还要父亲出资帮我,考虑再三渴望上学心切,还是跟父亲说吧!父亲听了我的话一脸的愁容说:“二闺女,咱就别回去了吧?爸爸眼下都拿不出你回的路费”。我看到父亲为难的样子还能说什么呢?让我猜中了,路费事是小,上学这两年的生活费用是大。没办法,只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