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五年。

那时候,人们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举国上下,热气腾腾,人们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那时国家毕竟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百废待兴,物资非常匮乏,人们都在为一日三餐奔走,谈不上有什么精神文化生活。咱们承德市是个塞外小城,虽说是个地级市,但是除了人口多些外,与农村没有多大差别。那时,人们根本不知道电视为何物,就连收音机也是奢侈品,绝大多数人家都买不起。老百姓家里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偶尔能看到几本小人书,就是最好的消遣了。说是生活在“文化沙漠”里,一点儿都不为过。

我记事儿的时候,我家从红庙山搬到了西大街,与老红桥区政府相邻。我们这个小院,共住了四家人,我家对面屋的叔叔和阿姨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军官,他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几家都高一些,特别是他家居然还有一台收音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无疑是最吸引我们的东西了。可是,我们却不敢随便到他家——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军人出身,主要是因为他家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收音机又摆在叔叔阿姨卧室的床头,我们即使偶尔去一次,也不敢乱说乱动,怕遭到责备。有段时间却是例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午四点的《对少年儿童广播》节目里播送的中篇小说《苦牛》深深地吸引了我们,阿姨也喜欢听,就破例把收音机摆在了窗户下面让我们听个够。这是一部描写北方少年苦牛在旧社会的坎坷经历的故事,写得非常感人。下午,慵懒的斜阳把叔叔家的窗户抹上了一层金黄色,我们坐在小凳子上,围在收音机周围,连大气也不出,静静地听着孙敬修老爷爷叙说的故事,竟然听得热泪盈眶——这个温馨的情景,一直深深地蕴藏在我的记忆中。

大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父亲带着两个工人师傅来到家里,只见两位师傅在家里一根柱子上钉了一个钉子,把一个上宽下窄的蓝色盒子挂在钉子上,又从外边接了一根电线连在盒子上,又用另外一根线从匣子里引出,用钉子钉在地上当做地线。不消半个钟头,就收拾利索,师傅们连水都没喝就走了。父亲告诉我们,这是广播喇叭,到了晚上就可以听到广播了。

到了傍晚五点五十五分,这个广播匣子真的响起了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承德转播台,本台现在开始第三次播音……。”接着,就是本地新闻、河北新闻,到了晚上八点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八点半以后则是文艺节目。这天,我们全家一直听到电台播音全部结束才睡觉。这个广播喇叭其实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个喇叭,外边有一个小小的开关,连个电位器都没有,无法调节音量,如果有人嫌它声音大吵得慌,只能把它关掉。虽然那时我对广播里面说的事情还似懂非懂,但是,它无疑给我们单调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使我们能够即时了解到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我更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和它结下一份情缘。

(二)

一九六五年秋,我正在上小学六年级上半学期,却不知道这时全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这场风雨的前奏,就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全国就大张旗鼓地开始批判“三家村”。那些天广播喇叭里天天都传出批判“ 三家村” 的声音。“ 邓拓吴晗廖默沙,他们三人是一家”已经成了我们的儿歌,但却不知道他们是谁。听得多了,才知道他们是北京市委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要“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学校在上课时也开展“革命大批判”,写作文变成了写批判文章。有一天,我模仿《中国少年报》上的一篇文章,写了一篇作文,大意是不能让“三家村”的阴谋得逞,不要像父辈那样,再受地主剥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作文写好后,班主任老师大为赞赏,让我在全班朗读,过后也就忘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学校操场上打篮球,一位同学急匆匆跑来,叫我马上去老师办公室。见了老师,他先是严肃地问我:“这篇作文是你自己写的吗?”我点点头。他放心了,就告诉我带上那篇批判稿,立即去市广播电台。我不明就里,也不敢多问,稀里糊涂地边走边打听,来到佟山顶上的市广播电台。推门一看,屋里坐着十几个学生,互相都不认识。屁股还未坐热,更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听见叫我的名字。我起身跟人走进一间屋子,一看傻了眼:屋子很小,左侧一张桌子,从中间伸出一个话筒,桌前一把椅子,一位很漂亮的阿姨招呼我坐在椅子上。我只觉得耳朵有点儿难受,以后才知道,那屋子既隔音又吸音—— 是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隔着大大的玻璃窗,两位叔叔正在摆弄一个带圆盘的机器。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心中一阵阵紧张,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位阿姨用非常好听的声音安慰我:不要紧张,就像在学校朗诵课文一样,先把你的稿子念一遍。我用颤抖的声音只念了几句,她就说:“停。 ”告诉我:“太快了,慢一点儿。”也许是她身上好闻的味儿起了作用,我的心慢慢静了下来,一口气念完了稿子。我从上学起到六年级,学习成绩不错,又是班干部,朗诵本不是难事,只是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这是干什么,令人摸不着头脑。从电台回家问父母,他们也不太清楚:“搞大批判呗。”不过,我似乎明白了,平时我听到的广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第二天清晨,我在朦胧中被广播喇叭的《东方红》乐曲吵醒。一曲终了,忽然听到播音员阿姨熟悉的声音:我市中小学生对“ 三家村” 深恶痛绝,他们奋起革命的“千钧棒”,深入批判“ 三家村”。 下面请听文庙小学学生XX同学的讲话录音。 我一下子从炕上蹦了起来,叫来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一听,高兴地合不拢嘴:“哟,我们儿子上了广播电台了。 ”早起做饭的邻居们也都围拢在窗外,边听边赞叹。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是广播电台叫我去录音,搞大批判,那个圆盘式的机器就是录音机。那几天,每天听着电台重复播放的自己还带着童音的广播,心里得意极了,见到同学就问:有没有听到我在广播里讲话?可惜那时多数同学家中都没有广播喇叭,人家都茫然地摇摇头,我心中好不扫兴。

那时,虽然有了这个广播喇叭,可是由于当时正处在“文革”的高潮时期,除了新闻、大批判文章就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没有更多的文艺节目可听。正因为每天都听这些歌曲和样板戏,我们院子里的半大孩子大都能跟着喇叭唱歌、唱戏,特别是八个样板戏,什么“二黄倒板”、“西皮流水”,我也大都能唱上几口。

(三)

一九六六年夏,我小学毕业了。那时“文革”正处在高潮,按照上边的指示,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大一点儿的学生们都去各地串连,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只有十一、二岁,家长不准我们去串连,怕我们走丢了。我们每天无所事事,满脑子却充满了好奇和幻想,对什么事都有兴趣。有时候对宇宙学发生了兴趣,就捧着《十万个为什么》看个不停;有时候对气象学发生了兴趣,就搜集了不少民间气象谚语,还经常去观察云彩;有时候又对美术来了兴趣,在废纸上涂个不停……,只是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一个兴趣能坚持下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新华书店里看到了一本介绍如何自装矿石收音机的书,又使我想起了在广播电台播音的情景,自己现在学着装个矿石收音机,将来不是可以到广播电台工作吗?我被这个简单而幼稚的念头激动了,缠着父母掏钱买下了这本书,又跑到二仙居流水沟街口上的五金交电商店买了一个成品矿石机,那是一个与输液用的滴注器大小差不多的玻璃瓶,里面密封着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天然矿石(闪锌矿或者自然铜),外面有个小小的手柄连着一根细细的铜丝,收听时,要用手捏着那个手柄不停地仔细调节那根铜丝,直到它在矿石上找到最佳位置为止。这时,我遇到了难题:没有钱买耳机。矿石收音机功率很小,带不动喇叭,只能用耳机收听,可是一个耳机要好几块钱,那时我们全家六口人就靠父亲每月六十二块钱的工资生活,每月还没到头,钱就花光了,哪里还有钱给我买耳机!?幸好,邻居有个大哥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他不仅辅导我装收音机,还把他多出来的耳机送给我用,我高兴极了,按照书上教的和大哥讲的办法,把家里挂衣服的铁丝当成天线,用一根铜丝把它连到矿石的一极,又用一根铜丝连在大铁钉上砸在地下当地线,耳机则连在矿石和地线之间。连接好了以后,用手稍稍一调,立刻就收到了地区广播电台的播音,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虽然家里有广播喇叭,但是往往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大人就把它关了睡觉了,有了这个矿石收音机,我可以自己独自享受,一直听到电台停止播音为止。有时候早晨醒来,我也戴上耳机来听(它不需用开关),有一天我醒的太早了,地区台还没有播音,我拨弄了两下收音机,竟收到了苏联的“和平与民主”电台的华语广播,开始并不知道是哪里的台,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了,吓得我赶快摘掉耳机,再也不敢听它了。

矿石收音机自装成功了,我受到极大鼓舞,开始学着装一个管的晶体管的收音机。那时,我经常到二仙居流水沟口的五金交电商店和一市场的信托公司去“淘宝”。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前后,我国自己能够生产单晶硅了,这是生产晶体管的基本原料,咱们市里还把它作为向国庆献礼的礼品,专门做了单晶硅的模型放到国庆彩车上游行展览。那时,仅用几毛钱就能买到一个本地产的晶体管,可是,它的质量很差,用烙铁焊接时,时间稍微长一、两秒,就把它击穿报废了。我只好先苦练焊接技术,那时没有电烙铁,我从邻居那里借了个土烙铁,把它放到火炉上烧红烧热,再用它来熔化焊锡,练了一段时间才做到一点焊就成功。从六六年到六八年,我每年上一个台阶,从矿石收音机到一个晶体管、两个晶体管,直到三个晶体管收音机,我都曾自装成功过,只是质量很不稳定,有时刚刚装好就坏了,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查出原因。那时,不仅三极管质量差,二极管、电容器、电阻器、变压器质量都不太好,而我的检测设备,只有一个电表,还是借来的。质量最好的,要数电位器(即可变电阻器,就是用来调节收音机音量的那个部件),我买了一个,整整用了三年也没坏。收音机装好了,还要有个外壳装它,我又学起了木匠活,锯、凿、斧、刨,每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做出来的盒子谈不上工艺水平,只是凑合着能把电路板装进去就是了。

到了一九六八年秋季,“复课闹革命”了,我又担心被分配下乡,再也无心钻研这些东西,这个爱好也就彻底扔掉了。

(四)

一九七零年三月,由于父亲早已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年仅十六岁的我果真被批准上山下乡,来到承德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在农村,如果说生活上的艰苦还能有解决之道、尚且能应付的话,那么,精神生活的单调、贫乏和寂寞则是无法排遣的。这是一个“地无三尺平”的深山沟,躺在异乡的土炕上,每天一睁开眼睛,不仅听不到熟悉的汽车声,连马车声也听不到,能够听到的,只有猪、驴、鸡、鸭的叫声以及房东喂猪、喂鸡的喊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那时,队里不要说没有电视、报纸、杂志,连有线广播都没有,外界发生的事情,全靠口口相传,等到我们听到时,早已成了旧闻。从这时起,我不仅再次陷入了“文化沙漠”,甚至连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下乡第一年遇到了虫灾,满山遍野的松毛虫把能吃的庄稼都吃掉了,甚至连树叶都被虫子啃光了。第二年遇到大旱,十个月没下雨,春天播下的种子,到了夏天还未发芽,全年颗粒无收。除了一九七一年冬季传达了几次“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外,大队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基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似乎与世隔绝了。

一九七零年夏季的一天,我们来到记工员家旁边的地里干活。北方山村的初夏是最美的:漫山遍野的野草都长出了嫩芽,柳枝早已迎风飘逸,杨树叶子长满整棵大树,微风吹来唰唰作响。山沟里流水潺潺,偶尔还有松鼠蹿出,到溪边饮水。记工员家住在我们知青点前边儿的坡下,屋旁就是全村人家的菜地,菜地中间是一口水井。我很愿意在这附近干活,因为离知青点儿近,风景又好。只是来的时间短,与他不熟,从未进过他家。今天在他家门口干活,休息的时候,他招呼大家进屋休息,我们放下锄头,涌进他家里。一进屋,我赫然看见他家的柜子上居然摆着个“红灯”牌收音机!我趴在柜子上左看右看,喜欢的不得了,要知道,连我家都买不起这个玩意儿,他在农村,居然买了一个!本想打开听听,可是却找不到插座。记工员说,他家已经很久没听了, “别看我买了它,可是我听不起,每月要交5块钱的电费呢。为了防止别人说闲话,就把插座拆了。”我一听,心里一动,没说什么。记工员看我这么喜欢它,说道:“你要是喜欢听,有空就来听吧。”我知道他是客气话,连说:“不用,不用。”说归说,眼睛还是舍不得离开收音机。干活的时候,我凑到他跟前,总是问他有关收音机的事儿。

一连几天,我心里一直想着这台收音机。我跟知青们商量,怎样才能将它借到手。大家说:“借恐怕不行,他虽然不用,但是也决不肯借给你。你倒是不如把它租过来,每月给他几块钱。”我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第二天,就去找记工员商量,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说每月给他5元钱做租金,他连说不要。但我还是先付了10元给他,作为两个月的租金。

我抱着收音机回到知青点儿上,心里兴奋极了:“终于有了消遣的东西了!”从此,早上我一睁眼就打开收音机,不管里面播的是什么都听。作为一个地区电台,每天播音时间有限:上午八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五十分、下午两点三十分到五点五十五分、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五点五十分,电台都要休息。每到这时,我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到了下午两点,电台里只转播省气象台对各地气象台、站广播,播送的都是气象专业内容,什么什么地方几几百帕、高压脊、低压槽等等,我尽管不懂,可是只要我在家也要把它听完。我最爱听的节目,除了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两大新闻节目,就是电影录音剪辑和配乐诗朗诵。好像高红十的《理想之歌》就是那时听到的,至今我还能背诵其中不少的诗句。八个样板戏,本来就不陌生,已经听了几年了,但现在听起来,别有滋味。有时为了听完一个电影录音剪辑,我就连工也不出了。听了新闻,我就成了“消息灵通人士”,立刻就把听到的国内外大事说给大家听;干活的时候,哪怕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只要离家近,我就跑回去听;晚上一直听到电台呼号停了才睡觉。碰到雨雪天,就更高兴了,我可以整天不出门,从早上听到晚上。那段时间,我也不想家了,收音机简直成了我的忠实伴侣,让我如痴如醉。中央台的播音员,如:方明、亚琴、葛兰、齐越更是耳熟能详,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是谁在播音,对我来说,他们那高亢、明亮、清丽、磁性的嗓音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我常常模仿他们的播音风格,自己偷偷地朗读文学作品,幻想着有朝一日,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再次走进录音棚,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可是,等回过神来,看看大山环抱着的穷山村和自己住的茅草房,又不禁黯然神伤。我那时没有收入,每月5元钱的租金对我来说,也是个大数目。但是为了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只好朝父母要。那时,我坐火车回家一个单程票要六毛钱,为了听收音机,我经常逃票,把省下来的钱交租金。几个月以后,可能觉得租金贵了一点儿,记工员不好意思收了,但我想,决不能免费用它的收音机,否则,说不定哪天他就会把收音机要回去。于是,我就不定期地给他点儿报酬,有时是两、三块钱,有时给他买两盒烟……。总之,千方百计地想拢住他,生怕他把收音机要回去。

就这样,我一直“霸着”人家的收音机听着,直到一九七二年春天,我被抽调到县林业局工作,才恋恋不舍地收音机还给人家。说来奇怪,我用了它两年,队里从来没有人向我收过电费,假如按每月五元计,一年就是六十元,两年就是一百二十元,对于这个穷困乡村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啊!三十二年后,我于二零零四年四月第一次回到村里看望乡亲们,可惜因为时间短暂,竟忘记问记工员他家里那个收音机还在不在?我想,等下次再回到那个小山村,如果这个收音机还在的话,我一定要把它买回来留作纪念!

(五)

一九七二年冬天,我参军来到了祖国的南海之滨,在广东省潮安县某野战军军部当了一名机关兵,工作生活条件好多了。但是,当时部队的纪律规定,战士不能购买收音机听,机关兵也不例外。好在部队机关有广播喇叭,每天早上五点五十分,起床号响起,我们立刻起床洗漱,然后出早操。出操归来,六点半钟,准时听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午、晚上都有歌曲、曲艺等文艺节目播出,晚上八点必会播放《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虽然自己没有收音机,却也不觉得寂寞。

一九七八年秋,我被保送到解放军长沙工程兵学院读书。那时,正处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然而,舆论上已经在为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做准备了。我们学员队都是干部,可以有自己的收音机了。广播电台里不仅文艺节目多了,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伤痕文学”等反思“文革”的文艺作品和文章,如《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小说,都已从电台里播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的广播,更是让我们感到震惊。从广播里,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了。

一天早上七点整,忽然听到广播喇叭里传来一阵非常美妙的音乐声,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节目,是我最爱听的节目之一,可是,这么美妙的音乐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我平心静气把歌曲听完,这时又听到了播音员的重复解说——原来,这是由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演唱的新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为她伴奏的则是刚刚从国外引进的新式乐器——电子琴!我们当然无法知道电子琴是什么样子,可是,大家都把它当做仙乐,如痴如醉地听了整整一个星期!

从“文革”的蛮荒年月走出来,我们终于知道了知识的重要。那段时间,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不论什么都想学。那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除了军校规定的军事、政治、文化课程外,大家纷纷自选课程学习:学英语、学文学、学数学,我自己则选了日语自学。每天课余时间,我就带着收音机,到操场上、田埂上,边走边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讲座》。晚上我们负责看油库,每人一个小时,夜深人静之时,正是自学的好时候,我就带着收音机在路灯下背单词。那时年轻,记忆力强,夜间学习又没有干扰,效果特别好。两年下来,基本上学完了《初级日语讲座》的课程。

毕业前夕,学校派来工兵部队为我们学员表演新式装备——火箭布雷车。湘江岸边的沙滩上,瑟瑟的寒风中,威武地停放着四部火箭布雷车,指挥员一声令下,嗖嗖几声,火箭弹被射出一两千米之外,在高空爆炸,接着洁白的降落伞带着几十颗反坦克地雷飘落下来,刹那间,沙滩上地雷遍地。我不仅被这种新式装备所吸引,还看着会场上用的扩音机发呆:指挥员手拿的麦克风,既没有电线连接到扩音机上,也没有喇叭,可它照样发出音响。问了中队长,他说:这是四个喇叭的录音机,就是从你们老部队驻地汕头走私过来的,我那时仍然不大明白走私是什么含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八十年代初,我从军校毕业回到老部队,这时,才对“走私”有了切身认识:那时,广东沿海的走私活动已经十分猖獗,走私的物品大多是日常轻工用品:太阳镜、雨伞、手表……,而人们购买的最多的则是录音机,从两个喇叭到四个喇叭的应有尽有,它不仅有收音功能,还能录下广播电台的节目,更能播放录音带,四个喇叭的录音机还有扩音功能——军校用的就是这种录音机。喜爱听广播的我自然不能免俗,花了几十块钱也买了一台两个喇叭的录音机,每天用它来听广播、听录音带上的歌曲,由此,知道了邓丽君、徐小凤等一批港台歌星,更可以经常欣赏李谷一、于淑珍等一大批内地歌星的艺术作品,但是,雷打不动的仍然是两大新闻节目: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可惜的是,在粤东沿海完全收不到湖南电台的播音,日语学习就此中断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调到粤东沿海某野战医院政治处工作,担任宣传干事。医院政治处下属一个广播站,每天除了起床、开饭、上下班、熄灯外,还要播送新闻和文艺节目,以活跃伤病员的业余生活。我就和两个年轻的广播员一起,每天事先准备好唱片、录音带,准备第二天的播出。我那时还担任医院的团委书记,每月都要组织团员们活动。团员们大多是年轻的女护士,思想很活跃,我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开展一些适合她们特点,又能够吸引、打动她们的活动。有一次,我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预告,把一首抒发理想信念、爱情、生活的配乐长诗录了下来(标题忘记了),在周末的团课大会上放给她们听。这些平时开会叽叽喳喳、不停开小会的姑娘们,那天竟然鸦雀无声地听完了全诗,并且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说:“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团课,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六)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电视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只是它们的普及,对传统的广播节目形成了强大的挑战与竞争。尽管如此,广播仍然是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我总觉得,与形象直观的电视比较起来,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文艺节目,广播能带给人们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想象的艺术美是电视、电脑、互联网等新的传媒手段所不具备的。此外,广播较少受地域、地形和技术的制约,在电视机、互联网、电脑使用受限的地方,广播都有它独特的优势。尽管现在我家里电视机、音响、电脑等应有尽有,但是,小小的收音机仍然是我必备的电器。就是更换手机时,新款手机有没有收音功能,仍然是我首选的因素。九十年代初我就学会了开车,后来,我买了私家车,平时,只要我一上车,就会立即打开车上的音响,中央台的《中国之声》和《经济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环球资讯》等是我每天必听的节目。每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收听中央台的《新闻纵横》节目——它仍然是我的第一信息来源。可惜,现在电台里播送的文学节目越来越少了,而国际国内新闻、经济财富类、医学健康类的内容大大增加,我也知道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可是,我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些遗憾……。

可能是受我的影响,我的女儿从小就对收音机、电视机产生了兴趣,和许多学生妹一样,她有了空暇就带个耳机听个不停,手中的walkmanmp3mp4一大堆,没事也常常模仿影星、歌星们的演出,颇有点儿表演的天赋,逢年过节还组织同学或者亲戚的孩子们自导自演节目,我常常提醒她不要“玩物丧志”,谁知,她竟是“歪打正着”,高考时竟考上了“播音与主持专业”,大学毕业后就被电台录用,当了节目主持人。每当我从电台里听到女儿那熟悉的声音,心中总是感叹不已——没想到我的梦想竟由她来实现了!

去年我退休了,可是与我同龄的朋友们还在工作着。闲暇时,我不免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叹。然而,我身边始终有一位忠实的朋友无时无刻地伴随着我,那就是广播!它已经伴随我五十年了,我相信它还会一直伴随着我,我将在它的陪伴下优雅地老去……。

〔后记〕:此文是三年前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朋友之约而写的,直到前几天才定了稿。可是,我一直无法登录国际台的博客。正好,先将它投给咱承知网,听听知青战友们的评价吧。——笔者

 

版权:承德知青网、 苍山碧湖 时间: 2010-5-20 22:0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