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北梦成真》

                                (五)

 

      我的任职命令是在军直属工兵营宣布的。宣布命令的第二天,我打好背包,最后一次来到打字室。司令部、后勤部打字室的战友们都来送别。我把这里的钥匙交给了杨明智——这里的工作又交回到军司令部了,原因是接我班的兵还没找到,其实不是没找到,而是政治部看了几个兵都没看中,“宁缺毋滥”。后来政治部又想把司令部的杨明智调过来,可是司令部死活不给,最后达成妥协:政治部的文件暂时指定由小杨打印——这样,小杨实际上是兼任司、政两部的打字员。这小杨是湖南衡东县人,一九七四年入伍,新兵连训练结束,他直接就调到了司令部,他长的白白净净,为人非常和气友善,很受大家喜爱,我与他在一个宿舍住了三年,感情很好。他比我还幸运——我提干调走后的第二年他就在军务处直接提干当了保密员——这是史无前例的。他本来可以在军务处干下去,可是,没想到,这时,某位军首长看中了他,据说是想招他当女婿。为了他能够有更好的前途,他提干几个月后(大约是在1978年夏秋之季),首长为了锻炼他,把他放到了步兵团去当排长。他刚到连队不久,部队就接到开赴广西前线的命令。这时,首长绝不敢把他调回机关了!就这样,小杨义无反顾地上了前线。他到了广西后,给我写了一封绝笔信,信中说:从边境的紧张气氛看,此次战争看来是非打不可了,我是先锋团尖刀连的排长,对活着回来已不抱任何幻想!如果战争结束了你仍然接不到我的信,那就说明我已牺牲了。果然,我军先头部队一开始攻打同登,他就被地雷炸中,他的遗体是军司令部管理处耿副处长(当时任收容队队长)从他的领章上辨别出来后收敛的。据说他的老母亲听说他牺牲了,立刻就疯了!

      前不久,我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时意外地遇到了这位老首长。三十多年不见,老首长坐着轮椅,已是满头银发。保姆说,他已是年近九十了。我握着他的手做自我介绍说:我是您的部下!他迟疑地看着我摇了摇头,他肯定已经不记得我了。我趴在他耳边大声说:“您还记得咱们军司令部打字室的小杨吗?我和他在一个宿舍,他后来在越南牺牲了!”他愣住了,眼睛死死地盯住我,连连点头,可是什么也没说……。我握着老人粗糙而又有些僵硬的大手,再也不知对他说什么好,转过脸来,泪水夺眶而出!

      只是此时,我和小杨的心中对未来都充满了美好的希冀,谁都绝不会想到仅仅一年半后他就会长眠在祖国的边境线上!我们从窗口向东望去,机关干部们都在上班,办公楼门前的小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哨兵的身影在树林中若隐若现。满山的莲雾花开得正艳,透过玫瑰色的莲雾花儿和更远一点儿的相思树林,依稀看见远处滔滔的韩江水依旧无声地流淌,江边的军人服务社、军首长住的竹竿山、机关三大部宿舍都尽收眼底——这是我生活了四年多的军营,我从心底里舍不得离开它,更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人们。     

      与大家告别后,我不断地回头望着这熟悉的一切,走上了通往营部的柏油路,这条柏油路是去年才修好的,当时我和机关干部们每天下午都要参加义务劳动——用锤子砸碎石头铺路。此时此刻我确切地感到:四年多战士的生活到此结束了,又一条新的生活之路已经在我的脚下铺开。

      我到工兵营营部报了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没几天,我接到通知,到被服仓库领回了新军装:四个衣袋的干部服。可是,我把新军装看了又看,还是没敢穿上,每天仍然穿着战士服上班——好像那时大家都是这样,提了干以后都等上十天半个月才敢穿上干部服、戴上手表,主要是怕别人说“迫不及待想当官”。直到某一天军里召开军机关和直属队干部大会,要求着装整齐,我再没理由穿战士服了,这才把新军装穿上!

      就这样,我的命运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再次发生重大转变——从一个尽义务的士兵变成了职业军人,而且,竟然是以一生的工作生命为这个职业拼搏!在与各个处告别时,大家都半开玩笑地说:去了以后好好干,争取早日再回机关来!我也暗暗地下决心:到了连队一定要好好干,争取早日回到这栋开满了玫瑰色的莲雾花儿的办公大楼……。可是,我的这一愿望终归未能实现——自那时起,上军校、下连队、调进医院……眨眼七年过去了,我被调到了广州工作。让我没想到是:在我离开老部队的第二年,我们这个军在“百万大裁军”中竟然被撤消了!自然,更让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在职业军人的道路上,会有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等着我;而且,自己后来所从事的工作,竟会真切地与“祖国”这个抽象的概念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第二部完稿于2011/08/08,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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