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理想之梦开始的地方》

                     （七）

 所谓“防化连”，全称应该是“防化学兵连”，连队的任务就是防化学武器袭击（实际上还有防原子武器袭击的任务）。连里的技师给我们讲课时，大概讲了讲化学武器的分类：神经性毒剂、糜烂性毒剂、全身中毒性毒剂、失能性毒剂、刺激性毒剂、窒息性毒剂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神经性毒剂。还给我们展示了图片，看起来怪可怕的。当然我们的任务绝不是施放毒剂，而是消除毒剂污染。因为早在1925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就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协定书》。它是有关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最重要、最权威的国际公约。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其重新进行审查，于1952年宣布：予以承认，并在各国对于该协定书互相遵守的原则下，予以严格执行 。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对敌方施放的化学毒剂进行探测通报、破坏摧毁、防护、消毒、急救。对化学武器的防护，基本的办法有两个：隔绝和过滤。我们的装备也就只有三件：防毒面具、防毒衣和滤毒罐。防毒衣是五九式，像雨衣一样，很笨重，足有七、八斤，分成裤子和上衣上下两套。防毒面具和防毒衣是隔绝毒剂用的，防止我方人员身上沾染毒剂；滤毒罐是为了过滤空气，以利我方人员呼吸。过了不久，上级就下发了六九式的防毒衣和面具，和五九式的比起来可是高级多了，又轻又薄。可惜只给了几套，都被干部们分了。最近日本大地震，大家看到日本救援人员穿的防毒衣，就属于这一类，只是不知它是哪年的型号。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防毒面具要试戴，每人都要选一个最合适的号数。大家都很老实，按照要求一个个地试戴，直到找到不紧不松的面具。只有一位叫张国耀的台山兵耍了小心眼，挑了一个大号的戴上了。这个兵是个小个子，每天蹦蹦跳跳像个猴子，不听招呼——他完全不会讲普通话，平时都要他的老乡给他当翻译。大家看着他有点儿“二”，经常逗他玩儿，连队干部对他很头疼。选完面具以后，技师把我们带到一间密闭的房子里，一个班一拨，进去后技师把门一关，只听一阵“呲呲”的响声，原来是施放了刺激性毒剂“氯化苦”。这种毒剂就是“催泪弹”，不会要人的命，只是让你鼻涕眼泪直流，短暂性地失去战斗力。别人的面具都很合适，又有滤毒罐过滤，根本没有感觉。只有张国耀因为面具号数过大，漏了气，又是咳嗽又是流涕，没几秒钟就受不了了，拉开门就要往外跑。技师故意逗他，堵着门不开。他急了，竟用台山话骂了起来，跑出了门还咳了老半天。从此以后他可老实了，见到干部、老兵就敬礼。

老兵告诉我们：在咱们连队，最艰苦的就是穿防毒衣爬山，简直会要你的命。没过几天，我们就体会到了：周一早上，全连出操，全副武装穿防毒衣爬山。我们穿上笨重的防毒衣，戴好防毒面具，抄起半自动****，就向后山爬去。后山也就100多米高，只是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我们爬了没几步，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了，大家脚步越来越慢，到最后走几步就停下来喘粗气。干部们都跟在后面，看着大家不许摘面具喘大气。隔着面具，我们只能靠手势交流。就这样连滚带爬，用了半个多钟头才爬到山顶。大家迫不及待地摘下面具，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等气喘匀了，我站了起来，第一次在山上远眺潮汕平原：与家乡一望无际的丘陵、大山不同，我们正处在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背后是连绵不断的南岭余脉——凤凰山脉，偶尔有几辆卡车在连队旁的公路驶过，穿行在山口。左侧是浩浩荡荡的韩江，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潮汕平原。平原上散落着星罗棋布的村庄，村庄之间是一丛丛的甘蔗林、果树和稻田，一块儿块儿闪着亮光的是水塘，纵横交错的水网把大地分割成一块块不规则的方形地块儿。近处则是一栋栋整整齐齐的营房，沿着山势弯弯曲曲地排开，直到韩江边上。韩江大堤边上，隔着公路、军人服务社和操场、游泳池的一块高地上，是一座三层大楼，那是军部机关办公大楼，据说是当时粤东地区最高建筑；另一块儿高地紧靠韩江边，绿竹掩映之下，并排有七八栋别墅式的建筑，那是军首长的居所。

防化连确实不太辛苦，除了穿防毒衣训练累点儿外，其余时候就是学点儿化学知识、测毒消毒，要不就是队列训练。除此以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搞副业。那时，虽然物价低，但是部队的伙食标准也低，每月伙食费都不够开支，相当部分都得靠连队组织战士们自己种菜、养猪来补贴伙食。每个连队周围都是副业地，甚至规定连队不得去街上买菜，以逼着各单位提高菜肉的“自给率”。各级领导对搞副业的重视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军事训练。《解放军文艺》曾登过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的趣闻轶事：有一年，尤司令员到某连队视察工作，连长按照内务条令向他报告：“全连应到多少、实到多少”云云。老司令听了很不耐烦，打断他说：“我不关心这个，你告诉我，你们连一共养了多少头猪、种了多少亩地、有没有到街上去买菜？”接着，扔下全连官兵，径直去猪圈核对猪的数目去了。

我到连队第二天下午，吃完晚饭，老兵新兵一窝蜂地抢了锄头、粪桶就去搞副业。等我反应过来时，工具已经被抢光了，我只好空着两手去拔草。班副主动靠近我，告诉我说：“你以后吃饭得动作快点儿，早点儿去抢个粪桶。”看见我不解的神情，他告诉我说：“在连队，搞副业积极不积极很重要，是干部们考验你的时候。”我一听，顿觉一阵厌烦心理：刚刚逃出农门，怎么当了兵还是要种地种菜？烦归烦，为了进步，还得去抢粪桶。为了抢到粪桶，我再也不能像下乡时那样慢慢吞吞地吃饭了。可是越着急越咽不下饭，只好把大米饭泡上自来水稀里糊涂喝下去，就往工具房跑去抢粪桶。

不愿搞副业的不只我一人。我们军有一个师（第一六四师）是专门搞生产的——在广州军区牛田洋生产基地（位于汕头市郊区莲塘公社）种稻子。这个生产基地是由原四十一军把莲塘的一个海湾用一道大堤隔开海水，把堤内的海水排到堤外，再引来淡水洗掉堤内地里的盐碱，然后种上水稻。这样就增加了近万亩稻田，全军部队基本可以自给有余，从而减轻了人多地少的汕头地区的吃粮负担。一九六八年，我们军与四十一军换防，由一六四师进驻到牛田洋搞生产。后来该师在“七.二八”台风灾难中遭受重创，与一六五师换防。一次，军里搞文艺汇演，一六五师专门编了一个节目，反映战士们不愿搞生产，在节目中发牢骚：早知道当兵是来种稻子，不如叫我爸爸替我来了，他种稻子的技术比我好多了！坐在下边的官兵们听了笑个不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