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玫瑰色的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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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文献给“七.一”暨纪念入党36周年

 

打字室工作单纯,矛盾也少,大家彼此和和气气,不争不吵,倒也相安无事。管我们的保密员有两个:一个姓陈,河南人氏;一个姓廖,广西人氏,个子很小,还不到一米六,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当上兵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壮族人,照顾少数民族来的。他俩都是六八年的老兵,小廖对我们客客气气,很少管我们。老陈却是不同,管起我们来很认真,大到文件打印、传送,小到作息、出操、吃饭、睡觉,他全都要管。他管的时候,又不是认真地管,又像是开玩笑,又像很认真,弄得你不知他到底是批评你还是逗你玩儿。

那时,我们每天吃完晚饭就去打球,打完球就挤在二楼宿舍的卫生间洗澡。有一次碰到老陈进来上厕所,看见有人光着屁股在厕所里等着洗澡,就开几句玩笑,大家都没在意。谁知第二天早上交完班,小刁回来传达:处长批评打字室不讲文明,洗澡排队不穿衣服。大家一下炸了窝,“这肯定是老陈告黑状!”“你是干部,该管我们就管,为什么当时似管不管,过后又告诉处长?”大家议论纷纷,老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上班三个多月了。一天,处长忽然叫我到他办公室,很客气地请我坐下,问了问我的近况,然后笑眯眯地说:“你还没有入团吧?”我点点头。“你为什么不写申请书呢?”我愣住了,不知处长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刚来几个月,大家还不了解我,想过段时间再写。”处长笑了,说:“对自己严格要求是对的,可是,这是在机关,不像在连队那么严格。咱们打字员都是享受班长待遇,你至今还不是团员,这不利于工作。这样,近几天你有空写个入团申请,交给我。”我急忙答应着,向处长道了谢。

周末,我躲在清净的宿舍里,写着入团申请书。边写边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总觉得入团是很神圣的事,现在这么轻而易举就快得到了,有点儿被恩赐的感觉。但是,又不能搏处长的面子,写就写吧。

没过两天,军司令部团支部就指定我的同事——打字员黄华文和另一名团员做我的入团介绍人,一个月后,大约在十一月,开了个团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团表”,我就轻而易举地入团了。

一九七四年元旦一过,我便被借调到军教导大队办公室工作。军教导大队在广东省饶平县钱东公社望海岭大队,距军部30多公里,与军直侦察连相邻,也算是“西伯利亚”了。这是个临编单位,由一位副军长担任大队长,军直工处鹿琴华处长担任办公室主任。临行前,黄处长一再向我保证:这是借调,关系仍然留在处里。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一定会把我调回处里,绝不会留在教导大队。其实我已知道:小刁已是四年的老兵了,没准今年年底就得复员,可能会让我接他的班当组长。果然,我在军教导大队平平静静地呆了整整一年,到了一九七四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军部。

这时,我入伍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入团也一年多了。我思衬着自己在军教导大队这一年表现不错,上上下下很满意,特别是河南籍的鹿处长对我评价很高,不仅为我写了一份鉴定,还多次在我的处长面前表扬我;而办公室的副主任就是军务处的崔副处长,他也对我的工作予以肯定——趁此机会我应该主动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了,不能再像入团时那么被动了。

《申请书》交上去不久,春节过后的一个周六的下午,利用党团活动日时间,处党小组开会为我指定入党介绍人。没想到就在这个会上,围绕我的入党问题,处里的党员们的意见产生了严重分歧。我那时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是,当我看到下班铃响了,党小组会还没散,我知道事情复杂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与同事小黄是同年入伍、同年调到军务处,只是我比他早到一个多月。处长认为:入党的名额只有一个,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该让小黄先入党,因为小黄不仅团龄比我早了一年多(他高三时就入团了),而且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现任军司令部团支部副书记。至于表现,处长说我俩各有优缺点。而处里的几位参谋却对小黄很有意见。老参谋杨克志、丁大钧等人认为:小黄太善交际,平时说话口气大,很不谦虚,而且特别爱与卫生所女同志拉关系,“见到女的就走不动路了!”杨、丁等人忿忿地说。“小黄不是入不入党的问题,而是再不好好教育就要犯错误的问题!”然后摆了我一堆优点,就是陈保密员除了说我有点儿清高,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以外,也没有说出我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缺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当时没讲出来:小黄得知处里要开会研究我俩的入党问题,提前买了水果送到处长家里。“大家对此非常反感,只是当着处长的面没好意思说”——散会后小刁告诉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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