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门 

 

  对门是我家对面屋,住的是西厢房,座西朝东,与我家门对门、窗对窗,相距也就5米远。每天,太阳一升起来,他家里就充满阳光,家里人在干什么,我们在外面看的清清楚楚。

  对门的老家是唐山,何时搬到承德来的不得而知,反正他们比我家来得早。

  对门在我们院子里,是比较低调的。这固然是因为他家的成分也不低——富农,仅次于上屋,还因为叔叔挨过处分——据说是因为一起责任事故,追究责任追究到他,把他的厂长职务给撸了,让他赶大车去了;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原因——他家有个亲戚是国民党军官,四九年跑到了台湾。有了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谁还敢唱高调呢?

  对门家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叔叔一生命运多舛,先是定成分时就被列入了“另册”,“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他被摆在了“老二”的位置;然后是出事故,又被撤了职;到了“文化大革命”,说他有“海外关系”,虽然没有听说他挨打受骂,也没有挂大牌子游街,但是其心情之压抑可想而知。偏偏他又是个“烟民”,每天劣质的旱烟不离嘴,很早就得了哮喘病,一到冬天,就听到他咳喘不止,连呼吸都很困难。坚持到了一九八零年,忽然大口大口地吐血不止,吐着吐着,眼一闭,就走了。那年,他才五十岁出头。“现在看来,你叔叔就是得了肺癌。可是,当时都没来得及往医院拉。”前两年,阿姨来我家串门,聊起天来跟我说。我却怀疑叔叔得的是支气管扩张——一般肺癌病人到了晚期,浑身骨痛难忍,痛不欲生,而叔叔却没有这个症状。相反却和支气管扩张差不多——可能是肺部血管破裂,淹没了肺泡,窒息而死——这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当时医疗条件差,不要说抢救来不及,就是送医院都来不及。

  对门为人低调,但是并非完全是怕事之人,是非观念还是很清楚的,只不过他家遇事从不出头,只要小院里有争论,无论是东家长西家短,还是文革中两派闹对立,他们立刻退避三舍,从不参与争论。所以,几十年来,从未见到他家跟谁闹矛盾,也很少听到他家的人议论别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如此。邻居们除了说他家“胆子小”以外,再也说不出什么。

  小院很小,各家各户有什么事,基本瞒不住。但是,对门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千方百计地保护着自己的那一点点儿隐私。小到每天吃什么,大到家中的矛盾、问题,他们从不在人前议论,这么多年,我们甚至不曾听到他家里吵过架。偶尔有了吵闹声,那也是姐姐训斥弟弟们的声音。所以,我们总觉得他家有些神秘、不透明,直到今天,我写这篇回忆录时,我仍然觉得他家不太好写,既没有明显的优点,也没有明显的缺点——一个典型的与世无争的家庭,也许这就是人家最大的优点。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像对门这样——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我们就达到了“和谐社会”了。

  对门为人谨慎,但也逃不过“文革”的狂风暴雨的摧打。继上屋和我家被炒后,终于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他家,把叔叔绑了起来,胸前挂上了“反动军官亲属”的木牌子,阿姨也被挂上了“富农婆”的牌子,接着,按惯例开始翻箱倒柜,也不知他们要搜什么。一会儿,几个红卫兵拿着一个线圈走出来,问叔叔:“这是什么东西?”叔叔抬起头,看了一眼,低声答道:“那是孩子做的矿石收音机。”“胡说!这是电台!是不是为了跟你台湾的亲戚联系用的?说老实话!”我站在家门口,看了哑然失笑:那的确是他家的弟弟跟我学着做的矿石收音机,只能收听承德台的广播,连中央台都收不到。但是,有个秘密红卫兵们完全不知道:这么个简单的玩意儿,却能够收到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那时,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敌台广播”!我用自己装的矿石收音机,曾经在清晨清晰地听到这个电台的广播,都是辱骂我们中国的内容,听得我耳热心跳。只是一到五点五十五分,随着承德台的呼号开始,立刻就把它复盖了。不是无线电爱好者当然不会知道这个秘密。幸好“红卫兵”们没有深究,看看叔叔家里没什么“油水”,冲着他和阿姨喊了几句口号就走了。我们看着“红卫兵”走远了,就七手八脚地给他俩松了绑,扶着他们进了屋。他家姐弟们早就哭成一团,叔叔坐在炕上,一句话不说,只是默默地流泪,并且不停地咳嗽;阿姨则是泪流不止,口中喃喃地默叨着:“冤死了,我们从来没和亲戚联系过,就说我们是国民党特务,真是冤死了!”懂事儿的大姐忙拦着道:“妈,别说了!”其他家长听了,也不好多说什么,安慰了一番,也就散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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