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玫瑰色的军营》

              （十二）

     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人们，物质供应极其匮乏，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所谓“凭票供应”的目的，一是限制人数，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全部生活必需品的票，只有一部分人有这种“特权”；二是限制购买的数量，你有票也不能可劲买，每月买多少都是一定的。总之，那是活不好但是也死不了的年代。

    作为军人这个特殊的团体，国家还是给予很多照顾的。比如烟酒茶这些“奢侈品”，按照干部级别，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儿。只是到了战士这个级别，只剩下两三毛钱一盒的烟票了。至于柴米油盐，因为我们是战士，都是吃饭堂，只关心每天吃的好不好，每月定量是多少，饭票够不够吃，至于食堂超支不超支，超支了怎么办，我们根本不关心，正所谓“吃闲粮不管闲事”。那时我喝的茶或是老乡探家带回来的花茶，或是老百姓给的“凤凰茶”；至于抽的烟，则是用从军首长和二级部首长那里蹭来的烟票买的。那时，军、师级首长每月都有两条好烟：或是“中华”、或是“牡丹”。开始是没有“过滤嘴”的，后来发展到“过滤嘴”。有的首长不抽烟，就把烟票给了我们，顺便教训你一顿：“小毛孩子抽什么烟啊？” 

    一到周末，我就成了最受欢迎的人——我兜里装的是好烟啊！直至三十多年后，我在北京与战友见面时，他们还说：那时我们都把你当成大款，一到周末聚会就盼着你来，你一来就有好烟抽。其实，还不仅于此。那时，只有国营的饭馆儿，老百姓到饭馆儿吃个饭，要给开票的服务员“溜须”才能吃上饭。那时也怪，开票的服务员全是男的！所谓“溜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敬烟”！你想得到个座位开票吃饭，必须得给开票的伙计递上根烟，否则，你就在旁边站着吧，就是不给你开票！递烟时，伙计也看是什么烟，如是好烟，他也另眼看你；要是两毛几一盒的“丰收”（广州产的）之类，他接过烟仍然不搭理你。

    一个周末，我们几个战友约好中午在潮州东门饭店聚会。我因为要加班，十二点多才去。到那一看，大厅里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吃饭，几个战友坐在那聊大天。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点菜，他们说：没好烟，人家不搭理咱。我急忙掏出“中华”烟给服务员递过去。服务员一看，接过烟夹在耳朵上，立刻拿着菜单过来问吃多少钱的？我说“二十元”，他一听，急忙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里边请，里边雅座。”就这样，一根中华烟、六个人共计二十元的标准，服务员就把我们当成“上帝”了！

    我这个人好热闹，可能是从姥姥、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从当战士时起，就爱张罗聚会，每次都抢着“做东”。直到我提干五年后结婚时，所有的存款加起来只有八十元！老婆不相信，总是怀疑我有私房钱。这点基因也遗传到我的孩子身上——她三、四岁时，我们到京旅游，战友请我们吃饭，买单时，我的孩子拽着我的手哭哭唧唧地说：“爸爸爸爸你快买单啊，不然叔叔就买了！”

    那时，我们当战士的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一部自行车（当地老******做“单车”）！由于部队大多住在郊区，离城里都有一段距离，而且大多不通公交车。每逢周末去城里逛商店，都是靠两条腿，逛一趟商店累得个贼死！这时就知道有单车的好处了。战士不可能买单车，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有钱也没有票；三是买了也没地方放。一到周末，我们就琢磨着到谁家去借单车用。这借单车也有讲究：一是不能借人家的新单车，那是人家的“心肝宝贝”，比现在的私家汽车还“宝贝儿”；二是人家得有空，车子闲在那里不用；三是——当然得和你关系好，看得上你。为了在周末能借到一部单车，我得提前好几天做“预热”准备:主动去帮人家干活——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

    那时，我们调油墨用的是花生油，这当然是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可是我们只要到后勤部供应处说一声“没油调墨了”，助理员们立刻开个条，找处长签个字，我们就到军农场领回一大桶二、三十斤花生油！这油放在打字室，调油墨用多少也没人知道，我们就偷偷地用啤酒瓶装好，送给与自己关系好的干部。有时，关系好的干部周末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喝酒，我们就带上一瓶花生油作为礼物带去，把他们的家属高兴地不得了——这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生活必需品呀！机关干部知道我们有这点儿“特权”，即使没什么交情的，也会主动找我们要油——“人穷志短”，谁让那时那么艰苦呢？我呢？是来者不拒，多少都给一点儿——人家是个干部，放下架子来求你，何必那么认真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