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 兄 老 吴（1）

  我兄老吴是地地道道的“老三届”，一九六六年就从承德二中高中毕业了，他比我大六岁，下乡那年，我十六岁，他二十二岁。他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没事就去他家聊天的吴华。下乡后，知青们都管他叫“老吴”。

  老吴中等个，常年穿件浅灰色的衣服，长得很像他爸爸吴大爷——长脸，下巴有点儿长。我们曾套用苏东坡嘲笑苏小妹的打油诗来取笑他：“人在千里之外，下巴已到门前”。老吴是六六年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害怕坝上太冷，没有跟着“老三届”去坝上，整天在家和我们一帮小孩子消磨日子。看到西大庙离家近，才决定和我们一起来此地，在全公社知青中，他的年龄排到第三，是老大哥，没想到跟我分到一个队，从此，我俩在一个屋顶下同甘共苦生活了两年多。

  到底是比我大几岁，文化程度、见识都不一般。来到队里，老吴很快就和贫下中农们打成了一片：他和一帮年纪差不多的农村青年，每天凑在一起抽烟、聊天；和大队李主任、生产队李队长，甚至跟长得奇丑无比的组长都能聊上几句。干起活来他也不服输，敢跟他们较量，虽然毕竟是城市青年，多数的时候还是比不过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回乡知青们，但是半年以后，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技术上，他都已经接近他们了。加上他来自城市，见的世面多，与村里人又素无瓜葛，对村里的事能公平对待，因此，很快就树起了威信。只是他还是继承了他父母的谨小慎微的基因，遇到关键问题便抽身而退，这种处事方法也让他失分不少。

  老吴自到农村后，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我是一个星期回一次家，他却是坚持了整整半年才回了趟家。平时即使没活干不出工，他宁肯去四队找知青们去玩儿也不回家。每天按时出工，专找重活、苦活干，表面上是与村里青年们较劲，其实是有意地表现自己。半年的时间，他的工分就涨到了10分，和村里的壮劳动力平起平坐了。晚上，我干了一天活儿，本来就累的不想说话，更不愿意和农民说话；他却吃完饭洗完碗，不是和房东聊天，就是去别人家串门儿，有时还到李主任家坐坐，没话找话地对队里的事发表点儿看法。正因如此，四十年后，我们聚会谈起村里的情况时，他说的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你有空就回家了，你怎能知道这些？”

  老吴有时做事很绝，让你连想都想不到：从小他鼻梁上就长了个黑痣，年纪大了，这颗黑痣也跟着长大了。他嫌难看，没事儿就对着它抠，一天，他抠着抠着，居然自己拿把菜刀，对着镜子把它切下来了，切完后在伤口上按了把草木灰，幸好没有感染。谁知过了没多久，那颗黑痣又长了出来，比原来还大。

  下乡前，有一年，他染上了黄水疮，这是一种烈性皮肤传染病，得了这个病，先是从头发的毛囊开始溃烂，流出的黄水渗到哪里，哪里就继续溃烂，严重时满脑袋都是脓包，上面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硬疤，下面是脓水，不管上什么药，都被这层硬疤挡住，渗不进去。医生说，必须得把这层硬痂揭掉，上药才管用。文华回到家，端来一盆热水，倒上“高锰酸钾”，然后，捧着药水，硬是用手把硬痂挠掉了！我们在旁边儿看着，心里直发抖，他却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头底下垫着块塑料布，血水顺着头发流下来，吴大娘颤抖地把一位姓齐的大夫配的“一扫光”药膏涂在他头上。“山大夫恶治”，用这种近似残忍的办法，几天的功夫，他黄水疮居然彻底好了。

  农村的生活，本来就寂寞单调，加上那时精神生活匮乏，既无电视电影又无收音机，也看不到报纸杂志，每天不论是上工，还是收工回家，除了聊天、打打扑克，再无别的娱乐活动。干活的时候，上午、下午各有一次休息时间，这时无所事事的人们除了抽烟，就是讲黄段子。什么“四大黑”、“四大白”“四大红”“四大绿”，小青年们张口就来。一次，在我们新盖的家门口干活，下午休息的时候，一帮年轻人躺在我们的炕上抽烟，就和老吴开起了玩笑：如果老吴敢走到马连长的妹妹一步远的地方，对她说：“咱俩搞对象好不好？”会计就欠他一包烟。老吴与他拉拉钩，“说定了，就这么着！”说完，他迈着正步走到马妹妹跟前，还用脚量了一下距离，然后一本正经地对马妹妹说：“你敢不敢跟我搞对象？”说完，转身回到屋里，拽着会计要烟。马妹妹先是一愣，看到我们一帮小子隔着窗玻璃坏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泪刷的一下流下来了，扛起铁锹就跑了，我们却乐得直不起腰来。乐完了，大家才觉得事儿闹大了：人家马妹妹是还未出嫁的大姑娘，要是把名声搞坏了怎么办？晚上回到家，老吴也觉得事态严重：一是怕马妹妹拿此事当真，真的求婚上门，缠上他，他就惨了；二是马妹妹是连长的堂妹，得罪了她就是得罪了连长，连长要是给他穿了小鞋，他真的一辈子就甭想走了。“妈的，真操蛋，玩笑开大了！”老吴后悔莫及。不过，到底是民风淳朴，大家拿这事儿逗了两天乐子，慢慢也就淡忘了，并没有人找他的麻烦。只是有一天连长见了他，笑眯眯地对他说：“你这老兄玩笑开大啦，可是有损你的形象啊！”老吴抓住这个机会赶紧向他赔礼道歉，一场风波就算过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