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 籁 之 音

 在农村，如果说生活上的艰苦还能有解决之道、尚且能对付的话，那么，精神生活的单调、贫乏和寂寞则是无法排遣的。躺在异乡的土炕上，每天一睁开眼睛，不仅听不到熟悉的汽车声，连马车声也听不到，更听不到叫卖曲麻菜、杏仁露的声音，能够听到的，只有猪、驴、鸡、鸭的叫声以及房东喂猪、喂鸡的叫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那时，不要说没有电视、报纸、杂志，连有线广播都没有，外界发生的事情，全靠口口相传，等到我们听到时，早已成了旧闻。

 这里地处乡间僻壤，平时很少有人来，我们10个知青来后，掀起了一阵波澜，接着，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一次，干活休息时，老乡们给我们讲了个笑话：1968年冬季，某支部队野营拉练，从西大山翻山而过，到了这个村子。没想到，这里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来过日本鬼子，从那以后，再没来过部队。那天，人们一看一支黄呀呀的部队从西大山上下来，吓得大家急忙跑回家里，砰、砰地关上门，任凭部队敲门，谁也不敢开门。本来那支部队准备在这里吃午饭，一看这样，只好开拔，换个地方吃饭。当时，我只当是笑话，也没记在心上。过了不久，1971年冬季的一天，全大队的社员都集中在大队院子里，听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忽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爬上院墙朝外张望。我们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也跟着趴在墙头看去：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当兵的朝四队走去，估计是来探亲的。大队领导哭笑不得，叫了半天，才恢复了会议秩序。

 北方的初夏是最美的。漫山遍野的野草都长出了嫩芽，柳枝早已迎风飘逸，杨树叶子更是长满整棵大树，微风吹来唰唰作响。山沟里流水潺潺，偶尔还有松鼠蹿出，到溪边饮水。计工员家住在村子前边儿的沟底，他家风景挺好，屋旁就是全村人家的菜地，菜地中间是一口水井。我很愿意在这附近干活，因为离家近，风景又好。只是来的时间短，从未进过他家。今天在他家门口干活，休息的时候，他招呼大家进屋抽烟，我们放下锄头，涌进他家里。一进屋，我赫然看见他家的柜子上居然摆着个“红灯”牌收音机！我趴在柜子上左看右看，喜欢的不得了，随手把它拧开，喇叭里立刻传来久违的电台的播音声。要知道，连我家都买不起这个玩意儿，他家在农村，居然买了一个！记工员看我这么喜欢，说道：“你要是喜欢听，有空就来听吧。”我知道他是客气话，连说：“不用，不用。”说归说，眼睛还是舍不得离开收音机。干活的时候，我凑到他跟前，总是问他有关收音机的事儿，他忽然冒出一句：“别看我买了它，可是我听不起，每月要交5块钱的电费呢。”我一听，心里一动，没说什么。

 一连几天，我心里一直想着这台收音机。我跟吴华商量，怎样才能将它借到手。吴华说：“借恐怕不行，他虽然不用，但是也决不肯借给你。你倒是不如把它租过来，每月给他几块钱。”我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第二天，就去找记工员商量。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说每月给他5元钱做租金，他连说不要。但我还是先付了10元给他，作为两个月的租金。

 我抱着收音机回到点儿上，心里兴奋极了：“终于有了消遣的东西了！”从此，早上我一睁眼就打开收音机，不管里面播的是什么都听，吴华笑我：“你是连狗掐架也要听，只要有声音就行。” 我最爱听的节目，除了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两大新闻节目，就是电影录音剪辑和配乐诗朗诵。好像高红十的《理想之歌》就是那时听到的，至今我还能背诵其中不少的诗句。八个样板戏，本来就不陌生，已经听了几年了，但现在听起来，更有滋味，我特别爱听《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听了新闻，我就成了“信息中心”、“消息最灵通的人士”；干活的时候，哪怕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只要离家近，我就跑回去听；晚上一直听到十一点半，直到电台呼号停了才睡觉。碰到雨雪天，就更高兴了，我可以整天不出门，从早上听到晚上。那段时间，我也不想家了，收音机简直成了我的忠实伴侣，让我如痴如醉。中央台的播音员，如：方明、亚琴、葛兰、齐越更是耳熟能详，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是谁在播音，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有时为了听完一个电影录音剪辑，我就连工也不出了。

 我那时没有收入，每月5元钱的租金对我来说，也是个大数目。但是为了满足心理需求，只好朝父母要。那时，我坐火车回家一个单程票要六毛钱，为了听收音机，我经常逃票，省下钱交租金。几个月以后，可能觉得租金贵了一点儿，记工员不好意思收了，但我想，决不能免费用它的收音机，否则，说不定哪天他就会把它要回去。于是，我就不定期地给他，有时是两、三块钱，有时给他买两盒烟……。总之，千方百计地想拢住他，生怕他把收音机要回去。

 就这样，我一直“霸着”人家的收音机听着，直到1972年春天，我抽调到县林业局工作，才把收音机还给人家。32年后，我于2004年4月回到村里，可惜时间短暂，忘记了问记工员家里那个收音机还在不在？我想，等下次再回到那个小山村，如果这个收音机还在，不管花多少钱，我也要把它买回来！

 凡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知道，最乏味的就是村里开会。干了一天的活，累的连话都懒得说，忽然队里通知要开会，简直烦透了。在本队开会还能忍耐，会议室就是我家房后的饲养室，可是有时还要到大队去开会，黑灯瞎火要走好几里路。到了会场，等人要等一两个小时，等到人齐了，已经是九点、十点钟了，三星（大熊星座的三颗主星，农村用它来计算晚上的时间）都老高了。好不容易开会了，领导们你讲几句，他讲几句，说话啰嗦，又没水平，大家困的前仰后合，不困的唧唧喳喳地开着小会，外边则是孩子们围着会场又跑又闹，开了半天也没听见领导们讲了些啥。但是又不敢溜号，住得远，天太黑，怕有狼。在队里开会时，离家近，我经常溜号回去听收音机或者看书；在大队开会，路远，只能坚持了。那两年，不断有大事发生：林彪垮台了，中国加入联合国了，邓小平复出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大队、生产队会议不断，冬天，饲养室里要烧柴取暖，加上抽烟的，窗户不开，空气污浊的让人作呕。偏偏我们是知识青年，念个报纸、文件都是我们的事儿。我本来在学校就有朗诵的基础，这时又想炫耀自己，就把这个活儿包下来了，传达了几次会议精神，自己的朗读水平又有了长进。记的我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大队领导竟让我把报纸上登的各国元首给中国的贺电都念了一遍，真不知这与老百姓有多大关系？但那时就是这么认真！也不知社员们能听进多少？(未完，待续）

【帖后记】本章节的主要内容已作为独立章节《我与广播半世情》在本版登过。为保持本文的连贯性，再次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