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 兄 老 吴(3)

 

     论年龄,吴华在我们全公社知青中排第三,在我们大队则排第二。论威信,他在我们大队则排第一。这不仅因为他文化程度高,社会经验丰富,而且他很会玩儿,喝酒打牌抽烟样样精通。他父亲又是老私塾,他也非常好学,常常把家里的书带来看,在那个年代,这是唯一的精神食粮,我们把他的书一抢而光,收工回来就躺在炕上看书,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有一段时间,他竟然复习起了数理化,说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则嘲笑他:“难道你还想考大学不成?”他自有老主意,毫不理会我们的嘲讽。

    他还沾了会抽烟的光,有空就往队里各家各户串门儿,得到不少信息,对全大队的事知道不少。队里有了大事,李队长也愿意找他商量。有时候,他还悄悄地去大队李主任家里坐坐,跟他抽抽烟、聊聊天。别看他想“靠拢组织”,当着我的面,却总是给我灌输“不要给领导打溜须”之类的理论。他去领导家,都是在我回城探家的时候,他孤零零一个人在乡下,闲着也是闲着,又没有人看见,正好去和领导谈谈心。我那时是懵懂少年,刚踏入社会,正是可塑性最强的“世界观形成时期”,竟把他的教导当作圭臬加以信奉,直至我当了兵、提了干,一直信奉与领导“等距离外交”,这不能不说是深受吴华的影响。后来才知道,人家那是“假说真做”。

    我俩在农村两年多,似乎与处于“文革”风暴中的社会绝了缘,除了偶尔到大队传达个文件外,大队、小队很少组织我们学习。别的公社的知青点儿都搞得热火朝天,地区还召开了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而且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来过问我们,似乎我们天生就是农民。全大队十个知青,都老老实实地在队里干活,连个当代课老师的都没有! 

 那时,各地的知青们之间闹矛盾是普遍性的问题,很多地方的知青,往往因为吃饭问题,由大集体变成小集体,小集体变成了单干户,打架斗殴,甚至凶杀的事也时有发生。我们公社的知青还算是老实,没出什么大事,小摩擦还是有的。但是顶多是分灶吃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我和吴华俩人在一起住长了,免不了有些矛盾。每当这个时候,“冷战”就开始了——我们不吵不闹,就是几天互相不说话,直到干活时你、或是来人串门,人家有意或无意地调侃一下,我俩其中一人借机笑骂上一句,就像鼓足了气的轮胎被人拔掉了气门芯一样,“呲”的一声,气就消了,俩人又是和好如初。这种处事方法我一直沿用到现在。可惜,经常是找错了对象,现在身边的人不是吴华了,你不主动去沟通,人家也不会主动与你来沟通,于是,就互相僵持着。可是,也不能总是由我去主动沟通啊?“梁子”就这样结下了。人生在世,还是尽量不要闹出矛盾来,有了矛盾还是要主动沟通,“良言一句三冬暖”。可是,也有的人他根本就不想与你和睦相处,这样的人无论你怎样做出姿态,也不会暖动他的心的,只能对他呲之以鼻。

 1973年,我当兵走了以后,吴华终于有幸被大队招去在小学当代课老师。进入了书香之地,更勾起了他读大学的梦想。这时,形势稍有好转,各个大学开始招生,但是不考试,由工矿企业和贫下中农推荐保送,这就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工农兵大学生”。

 吴华被保送到河北大学数学系,三年后毕业,知青早已招工回城,他也被分配到承德地区行署某局级单位工作,地市合并后,他被留任当了副局长,直到几年退休。现在,他已年过六十,每天含饴弄孙,或是打打麻将。偶尔农友聚会,他居然还是那个老样子,不但性格没变,连相貌也没怎么变,大家笑他:“年轻时显得老成,老了反而变嫩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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