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逃票的“铁道游击队”

  我们那批下乡知青，共分在3个公社，除了我们公社外，临近的老爷庙公社和新杖子公社也各有五、六十人，大家探家、归队分别在西大庙和新杖子车站上下车，有时免不了会碰上。开始，我们还老老实实地买票乘车，后来互相一交流“信息”，原来，有的胆大的根本不买票，慢慢地我们也跟着学起来。

  记的第一次“逃票”是在回队里的火车上。上车以后，忽然看见一位女同学的身影。她和我是小学、初中同学，毕业后她就业分到了铁路，因为她嗓音甜美，就在客车上当了播音员。我那时仍然不愿意和女同学说话，加上我和她地位上的差别，所以在车上见了也远远地躲开了。车过上板城北站，广播里传来她清脆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一听这话，我和吴华站起来就向车后走去——根据经验，这肯定是要检票了。果然，前面车门口出现了列车长的身影，他手里拿着一把票剪子，挨着座儿地验票。上板城北站距南站只有两公里远，我们转移到了车厢的最后，列车已经靠站了。我们从没有门的后车厢跳了下去，又从前面的车厢上了火车，成功地逃了一次票。

  像这样的好运气不是每次都有的。有时，我们躲在厕所里，也会被列车员揪出来；有时干脆就被按在椅子上补票；有时到了车站下了车，还会被车站的执勤人员逮住。每逢这时，我们就耍赖，不是说没钱，就是说钱丢了。碰到好说话、有同情心的就把我们放了；碰到难说话的，缠到最后，只有乖乖地补票，才放我们走。我记得承德车站有个穿黄军装的执勤人员，看样子是个转业军人，是最不好说话的一个，对我们横眉竖眼，像训小偷似的训我们，只要被他抓到，谁都别想跑。

  我们有个同一街道的知青，下乡后被分到新杖子公社南台大队，他的逃票方式与众不同：不藏不躲，不吵不闹，上车后有座也不坐，就蹲在过道里，穿着他爸爸留下的破制服棉袄，遇到查票的，他一脸可怜相：“队里还没分红，没钱买票，等秋天分了红，一定给您补上。”列车员们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时间长了，列车员们都看出来了，一到这两个站，总有知青逃票，“知青们也挺可怜的”——他们也就睁个眼闭个眼了。

  大约在1971年的夏天，吴大爷忽然来了兴趣，要到我们知青点儿上看看。一个周末，我和吴华陪他上了火车，给他买了票，我俩却做好了逃票的准备。车过西大庙，列车员过来查票，我一看，是我的另一位女同学，我有点儿放心了。因为她平时性格就很温柔，从不唧唧喳喳。估计不会为难我们。果然，她走到我们跟前，装着完全不认识我们的样子，也不抬眼看我们，把旁边的人的票检完，转身就走了。吴大爷不知怎么回事儿，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吴华笑笑说：“她是他的同学。”吴大爷恍然大悟，却又弯起两个大拇指，跟我开起了玩笑：“人家肯定对你有意思才放你一马，你得赶快跟上。”我说：“大爷，没那回事儿，我们连话都不说，还能有别的想法？再说了，人家能找一个下乡知青吗？”

  别看一张车票才六毛钱，对我们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目：那时一个鸡蛋才八分钱，六毛钱可买七个鸡蛋！那时我已学会了抽烟，一盒“牡丹”牌香烟才五毛二分钱，省下一张车票就可以买一盒“牡丹”烟，况且，还有比“牡丹”更便宜的，如：“巨轮”、“胜利”、“官厅”、“大境门”，贵的才两毛八分一盒，便宜的如“绿叶”，才一毛多一盒，甚至有一种“经济”牌香烟，才八分钱一盒，一张车票可以买七盒，这对烟民来说是多大的诱惑！所以，我每次回家，母亲有时塞给我两块钱买车票，我都把它省下来买烟或者买吃的。而对于乡亲们来说，更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我曾亲眼见过一个老乡在大队供销社卖掉了一个鸡蛋得了八分钱，他用这八分钱买了一盒火柴花两分钱、买了一两煤油三分钱、再买三分钱的盐。他们自己解嘲地说：“我们是靠抠鸡屁股生活的！”为了这点儿交易，他要来回走六里山路！因此，我们队里的老乡经常跑来问我们“要不要鸡蛋？”他们把鸡蛋卖给我们，价钱是一样的，但是可以少走几里路。那时，不管是买的还是卖的，都得严格按照规定的价格，谁也不敢改价，否则就是投机倒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