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命 运 大 转 折

 

                 

                                (五)

 

 得知我参军的消息,家里人当然是高兴异常,但是父母弟妹们是怎样高兴法,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那时,我18岁,正是处在反叛的年龄,心里只想着离开家越远越好,心儿早就飞到远方、飞到军营了。回到市里,也是高兴地整天和一帮哥们儿抽烟、侃大山,很少去顾及父母弟妹是怎么想的。

 1211,我们领到了军装。至于新军装是在哪里领到的,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在公社武装部,也许是在上板城工委,但是,领到军装以后的情景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我和小关兴奋地回到苗圃宿舍,已是时近黄昏。我立刻把老百姓的衣服脱下,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回头看小关,他却用一条灰色的毛毯把新军装包了起来。我很不解,问他:“为什么不穿上?”他笑笑,说:“等走的那天再穿,不然脏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嘴里没说,心里却想:“这么谨小慎微,累不累啊?”

 回到市里,我每天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到处“显摆”,还像志愿军战士一样,故意不穿冬装的外套,只穿着匝着竖条的棉衣,让人家一看就是新兵,去接受人家的赞赏与祝贺,心中好不得意。谁知,我到了小关家里,他却兜头给我泼了一瓢凉水:“你最好别穿着军装到我家来。”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呀?”他开始支支吾吾、而后又坚决地告诉我:“你也不是外人,还是告诉你吧——现在小人多,我爸爸还未解放,万一有人说坏话就麻烦了。”我觉得奇怪:《入伍通知书》都发了,军装都领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难道还有变吗?再说,我爸爸也未解放,还在五七干校关着呢,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小关叹了口气,说:“还是不一样啊!”我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不好再问,只好告辞出来。我听父亲说过,他爸爸就是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没多大事儿,他怎会担忧成这个样子?可是,我绝没有想到,这一别,我们不但没能一起参军去部队,而且竟是和他永诀了!

 我就要离开家乡了,不仅要离开父母弟妹,也要离开我艰苦生活了两年的农村,离开工作了大半年的苗圃。父亲这时候提出要去我下乡的地方看看,我答应了——让父亲看看我生活的地方有多苦也好。1216日,我回到大队,把父亲要来的消息告诉了李主任和李队长,他们都很高兴,听说父亲脚有伤,李主任马上答应让一队派辆大车到新杖子火车站接站。第二天一早,我和吴华到了大队,李主任、李队长一起上了马车,经涝洼大队到了新杖子车站。接到父亲后,只坐了五里地的马车,到了下苇塘村,马车就不能走了,我们只好下车,搀着父亲走了三里路到了生产队。父亲在村口的山坡上走了走,又到李主任家吃了午饭,李主任还特地打了酒来与父亲对饮,边喝酒边一分为二地对我作了评价。父亲千恩万谢,感谢这三年来大队、小队乡亲们对我的培养教育——该说的都说到位了。

 晚上,他和吴华我们三人躺在炕上,父亲抓着我的手放到他的脸上(这是我长大后父亲和我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闭着眼睛说:“没想到这里这么艰苦,比咱们内蒙老家差远了。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让你回老家呢。”我一听,眼泪差点掉下来,父亲终于知道我这两年受的苦了。我忍着眼泪说:“要是回了老家,我就只能算是‘回乡知识青年’了,那样的话,待遇就没有‘下乡知青’好了。”父亲叹了口气,说:“总算熬出来了,你去了部队,一定好好干,争取提干,提了干,就不会再回这穷山沟了。”我说:“提干可没那么容易。不过,不管怎么说,当兵回来,应该不会再让我回这里还当农民吧?”说是这么说,当时谁心里也没底。父亲说:“不管怎么说,也得在部队入了党,入了党回来找工作也就好说了。”我说:“争取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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