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鸟语花香之地的郁闷

                                 一、被捉弄的命运   

 初中毕业了，我们立刻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问题。那时人们的头脑想的很简单，只有两条路：当工人，抑或是当农民，几乎没有人想到去机关当干部。那时，我心里很矛盾：有时自卑的很，觉得父亲是“黑帮”，我又是老大，肯定得下乡；有时又觉得很乐观，认为家庭出身是贫农，父亲是革命干部，虽然被关在“五七干校”，但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许我会留下就业；有时又想到母亲的成分是中农，会不会受此影响呢？那段时间，我和家人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惶惶不可终日的。谁知，到了十月份学校来了通知：凡是不满十六周岁的学生暂不分配，等到明年满了十六周岁再说，这样我就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然而，看到“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都就业上班了，家里“根正苗红”没受冲击的同学升了高中，我的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不踏实，生怕明年分配时受爸爸问题的牵连而下乡。

 怕归怕，俗话说：“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又痛痛快快地玩了半年。那时，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风，人们仿佛忘记了“破四旧”的教训，不但一窝蜂似地养起了花，还兴起了养“海宝”、做烟斗、打鸡血、甩手等等怡情健身的花招。我也养起了“海宝”，我至今不知这海宝是什么东西，刚拿来时，它就像米粉片儿，只有杯子盖儿大小。我按照人家教的，在鱼缸里用凉开水把它泡起来，还放上了糖，没过几天，它就长大了，一直把鱼缸都盖满了，然后，它就开始往厚里长，一直长到十厘米厚。倒出点儿它泡的水尝尝，甜中带酸，很好喝。据说它能治胃病，我觉得很遗憾，因为爸爸那时在“五七干校”没法喝上它。

 闲来无事，我又做起了枪的梦。找了块木头，用钢锯截了一截自来水管做枪筒，在木头上挖了个洞，安上扳机，把过年剩下的鞭炮里的****倒出，压在枪筒里，再用火柴头当引信。我看到马路对面人家院子里有棵柳树，树上落着几只麻雀，就用枪对准它们，一扣扳机，“砰”的一声巨响，只觉得手心一阵发麻，仔细一看，枪筒没了，只剩下枪把在手里攥着。幸好在开枪时我把枪歪在一旁，否则，自己的眼睛就报废了。

 玩枪不成，我又跟着比我大一点儿的孩子玩儿起了烟斗。我和他们跑到市郊的山上，去找荆稍根子。稍大一点儿的荆稍根子都被人家挖走了，我们要找好长时间才能找到一棵。挖回家来，把它洗净，就用刻刀雕刻。大概有点儿模样了，就拿出去交流，回来再改。可是很奇怪，我居然没在那时就学会抽烟！

 转眼间，1970年到了，过完春节，我接到了通知：已满十六岁，被分配就业，可以自己选单位了。这可把我们全家高兴坏了！要知道，父亲那时还未“解放”，还在“五七干校”劳改，我却能就业，真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来！高兴之余，我心中也隐隐有点不安，就像一个犯了罪的人被免于起诉的感觉，生怕没准儿哪天又被改成下乡了。那时，全市最好的厂子就是位于大石庙的市曲轴连杆厂，我就定向到那里去，至于能不能去，怎么才能去，我心中一点底儿都没有：父亲在干校，母亲是家庭妇女，都帮不上忙。只有一位同学已在那里上了半年班了，就找他咨询了几次。那些天，心情特别好，总是憧憬着自己穿着一身工作服，腋下夹着饭盒，在厂子里与工友们一起上下班的情景。

 其实，我自己想去曲轴厂不过是“一厢情愿”，市里分配你去哪里就是哪里。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当时市里是哪个机构管我们毕业分配的。我们的命运都捏在他们手里，学校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

 二月下旬的一天黄昏，我在外边玩够了，兴冲冲地跑回了家。一进院子，忽然有了莫名其妙的不祥之感。走近几步，看见家里的灯光亮了，透过窗子，霍然看见中学的曹老师坐在炕边儿。我心里“呼”地往下一沉：“不好，出事了！我就业的事儿吹了！”我的脑子“嗡”的一下胀大了，双腿酸软，无力地走进屋里。果然，母亲阴沉着脸，看见我进来，她带着哭腔对我说：“你的志向改了，下乡了！”我心里像刀绞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母亲气冲冲地对曹老师说：“他爸爸革命了半辈子，到底有什么问题？连孩子也受牵连？！”曹老师说：“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调查过了，他父亲还没有解放，他又是老大，按政策就得下乡，你们还是准备一下吧。”说完，他告辞走了。

 家里一片死寂。母亲默默地扫了扫炕，不知是安慰我还是安慰她自己地说：“唉，没那个命啊！下乡就下乡吧，哪不是人呆的地方！又不是咱们一家，人家能去的地方咱就能去，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啊！”

 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平生第一次失眠了。很奇怪，我想的最多的，不是如何悲叹命运的不济，而是总是想着那不知在何处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甚至还对它怀有些许向往！我想到了五年级时我曾经写过的一篇作文——《我的理想》，那时就曾经写道长大要当科学家、当做家，也写了我想去农村，因为那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其实，写这篇作文时我对农村一点儿都不了解，更从来没有去过农村。前两年虽然回了一趟老家，但只干过一次农活，其余的就不太清楚了。最重要的是，那时城乡差别没有现在那么大，甚至有的农村的生活还好过城市！“下乡就下乡吧，没准到农村还能干一番事业呢！”我就在这样的憧憬中进入了梦乡……。

 憧憬归憧憬，第二天醒来，看见母亲的脸色，再看看邻居们的议论，我还是觉得下乡不是那么美妙的事情，凡是有子女被分配下乡的人家，都像家里办丧事一样，哭丧着脸儿，唉声叹气。能不能不去啊？也有的家长这样想。可是，谁敢不去呢？中央刚刚颁布了《公安八条》，对“现行反革命行为”重新做了规定，其中第八条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者”也要按现行反革命论处。所谓的“破坏”，其中之一，就是阻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了这一规定，谁还敢不下乡？

 很快，学校的通知来了：我们这一批应届毕业生可以下乡到承德县西大庙公社。承德县的所在地就是下板城，而西大庙却没有听说过。姨夫说：他知道西大庙，就是到了上板城再往北京方向走，不远，那里有火车站。乔叔也说：那里条件还不错，种稻子，虽然比不上大石庙和阎营子（这是全地区最富裕的两个大队），但是比坝上强百倍，起码没有那么冷。母亲听了，跟我一商量，就决定去西大庙。接着就听说对门的、街上的同学都去，我高兴了，有这么多邻居作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970年3月1日，虽然已是春天，但是丝毫没有一点儿春意，天气阴沉沉的，冷风一刮，像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们几个同学结伴来到二道牌楼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只见民警“呲”一声，把我的那一页户口撕了下来，排在后面的景春说：“得，从现在起，你就是农民了。”我的心里一颤，虽然还不知道这件事对自己今后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从城市居民变成农民，谁的心里都不会好受，即使放到40年后的今天，也未必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种身份的转换。

 10天后，1970年3月10日，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离开了城市，走向了农村。“儿行千里母担忧”，两天前，随着我启程的日子临近，母亲的胃病就犯了，水米不进，而且还不停地吐，连胆汁都吐出来了。这天早上，因为母亲病了，家中无人做饭，弟妹们随便吃了点剩饭就上学了。对门的阿姨知道我家的窘况，就把我喊过去吃饭。我走进她家一看，他家的大姐哭的眼睛都肿了——今天她跟我一起下乡，叔叔、阿姨为她送行，记的好像是烙的饼。我根本没有胃口，胡乱吃了两口，道了谢，急忙提上行李，与母亲道了别，就奔向火车站。

 火车站上已是人山人海。我挤上车，坐在窗口一看，人家都携家带口来欢送，我却是人单影只，父亲在干校，母亲病卧在床，弟妹们都上学了，没有人来送我。车窗外，也是哭声一片。我叹了口气，再次遥望了一眼这个小城，心想，此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