噙着泪珠,妻一眼便认出村口站着的是当年一同战天斗地的老姐儿们,尽管她已是两鬓苍苍。对方略显迟疑,俩儿人便紧紧拥抱在一起,再看她们,已是泪水涟涟。少顷的互问长短,便赶紧把我们往家领。见此情景,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十五年了,时间已是1999年,妻还是第一次回来,回到我们曾经插队落户十六年的坝上小村半截沟。多少年来,在我们的心中,这里始终是我们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踏着熟悉的土路,我心潮起伏,仿佛时光在倒流,我们又回到了当年。

          插 队 半 截 沟

  1968年8月28日,承德一中的校园沸腾着,楼里楼外,墙上树上,到处都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许多同学归拢书本,收拾行里,操场上人头攒动。我和其他将到坝上的同学一样,领了一件皮袄,一双毡纥瘩,加入到了全国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行列。四年高中下来,我还不到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充满幻想,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对毛主席发出的号召深信不疑,真准备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对后来的知青回城,根本就没想过。对一些留恋城市,哭鼻抹泪的同学还有些瞧不起,甚至鄙视。赋诗相讥:"问君都有几多能,敢随诸君风雪行。"就这样,我们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告别熟悉的校园和垂柳滴翠的山庄,登上卡车,义无反顾地向丰宁坝上出发了。

  我家住滦平县金沟屯上营村。带户口上承德一中,算是当了几年城里人。毕业了,大学又不招生,留在城里本来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仍旧要回到农村去。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有留城指标的,为了便于完成指令性的比例,我们这些本该回农村的同学也靠到了上山下乡总人数中,给城市同学当了指标计算的分母。那么,我为什么选择去坝上而不是回村呢?这里有着一个在当时看来是非同寻常的原因,可以说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无奈选择。那阵子,在粮食所工作的父亲正被揪斗,回村,我就是黑五类,永远也抬不起头来,怎么也不愿承受这样残酷的政治背景。到别处下乡当知青,能获得在政治上与其他同学一样的平等,这就是我当时的最高要求。有一位同学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他的父亲在"四清"中被定为坏分子,所有脏活累活都要他父亲义务地干不说,还经常被批斗。有一次,其父重病在床,这个同学回家,又开批斗会了,他的父亲怎么也动不了,这位同学竟被带去替父挨斗,猫着腰、低着头,任凭人们的数落,多么残酷。每想至此,我的心就会蒙上一层重重的阴影,非常害怕,担心回村后也会象这位同学一样挨批挨斗,那无异于跌入深渊。

  卡车在弯弯的山路上行进着。举目四望,青山绿水,满目苍翠。平畦的稻田翻着波浪,抽穗的玉米、拔节的高梁一片接一片。大家情绪高昂,一路歌声不断。在我们想象中坝上非常辽阔,牛羊满山坡、遍地青纱帐。卡车颠簸着,拐过若干个弯,翻过好多道梁,终于过坝了。风一下子硬起来、凉起来,眼前的景色陡然大变,大家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那年有点旱,坝上的庄稼也就膝盖那么高,一眼就能望出好几十里,一层枯黄的毛草遮盖着一个个小山包,没有一棵树,煞是荒凉。土黄的庄稼、土黄的民房,再有冽冽刮过的黄毛风,就觉得天地间黄茫茫一片。我们的车在一个村庄停下,这里是山咀公社所在地。一片土房中,有两处瓦房特别显眼,那是供销社和关帝庙改做的公社。我们来到公社的房前。"庙"的格局依稀可见,与对面的戏台合成一个不小的广场,在若大的广场上,只有几个公社干部和老师领着二三十个小学生列队欢迎我们,比例是那么的不协调。一名小学生高声朗诵着:"天为什么这么蓝,因为毛主席派来了知识青年……"童稚的声音,不用说,这诗是老师早已写好的。当天,我们这些人就被分到了生产队,我们是山嘴大队半截沟西队,一共8个人。

  队里把库房腾出来给我们当宿舍,又派来一个人给我们做饭。一色的莜面。第一次端起饭碗,怎么也咽不下去。第二天就和社员一道去割地了。当时坝上正是秋收的时节,那里的天气,必须赶在白露之前把庄稼割完,不然,就会被风撸光。割地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就是当地的社员也免不了要吃上一些止痛片、安纳加之类的顶药才能坚持把地割完。我们这些知青,原本不谙稼穑,连镰刀都磨不好,又空着半拉肚子,吃不饱,真是难以招架。抬眼前望,好长的垄哟!当地社员都割到了尽头,我们还没到一半上,人家还得返回来接我们--帮我们割。就是当地的妇女也显得比我们有力气,割得也比我们快。太累了,半天下来,我们就一个个东倒西歪了。

  割了两天地,就给家写信。那是个中午,太乏太困了,勉强写完信就睡着了,下午又打着精神去割地。中秋节到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一尺多厚,地里攒起来的庄稼让雪一盖,象是一个个小坟包。"胡天八月即飞雪",还真是那样。此时我还是一身单衣。我心里纳闷:一个多月了,家里怎么不回信,怎么还不邮棉衣来?我收拾东西才发现,那天写完信就忙着去割地,信,忘邮了。家里也很着急,知道坝上冷,可棉衣却不知往哪寄。我一封信寄回去,家里赶紧把棉衣给寄来了。

  1969年的中苏边境珍宝岛战斗,使中苏关系十分紧张,1970年全国搞战备,坝上因其地理位置靠近苏联,战备更紧。全县挑选家庭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的,组成一个战备团,发枪,集中起来到达北梁修战备路。4月间,春寒料峭,我们2000多名筑路民兵来到达北梁一带。工棚搭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非常简易,秫秸一围、顶部铺一层油毡纸,就是我们的住处。一个工棚长20米,里面,中间留一条过道,一边一溜通铺。没有窗户,工棚的两头是两个门口,若大个工棚就靠这两个门口采光,里边很暗。从这个门口向那个门口望去,是一个不大的亮口。白天,进得屋来,老半天看不清东西。原来10户人家饮水的小水井,是我们附近唯一的水源。出水很少、很慢,没舀几下就干了。我们得夜间爬起来去那淘水,还尽是些泥汤子。做出的饭特别牙碜,上顿下顿的窝头,一个星期吃一顿细粮,算是改善生活。没有菜,早晚吃咸菜,只在中午才有一碗菜汤,你得撇着喝,碗底可是一层厚厚的泥。我是连里的理发员,一把推子、一把剪子和刀子,在工地上抽空就给民工理发。在那,农村兴剃光头,刀子还有些钝,也没热水,用凉水洗过,头发都直楞楞的,挺硬,刀子剃过,头皮通红。一个月发1.5元的零花钱,连买肥皂、牙膏都不够。缺水,倒上两茶缸,几个人围过来一块洗脸。工棚里不见阳光,又那么多人挤着,卫生条件很差,捂得被子上、衣服上满是虱子。就弄点泥水,烧开了,把衣服放在里边烫,晒干拎起来一抖落,虱子就彻底被消灭了。在达北梁,我们修了5个月的路,每天都干到太阳落山。修路的人中,知青占四分之一。活虽累,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都非常饱满,工地上红旗猎猎,大家高声朗诵着:"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到了晚上,似乎忘记了一天的劳累,点上小油灯,大家各自看书。记得周舟找了一个紧靠门口的铺位,又用纸壳与大铺隔开,半宿半宿地在那儿读书、创作。书不多,大家传着看。我那时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一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让我看了两遍。精读细研,做笔记,写心得。这部浩瀚的史书,使我深入系统地掌握了历史知识,受益很深。在我的日记里,至今记载着"发愤读书达北梁"的情景。让人难忘的还有那时大家彼此间亲密无间的感情,真是"苦难生平等"。低矮昏暗的工棚,充满着欢歌笑语,一根烟大家轮着抽,从通铺这头轮到那头。彼此互帮互助,那次,老潘(现在任省国税局副局长)胃疼,满头大汗,脸色腊黄,我怀疑是胃痉挛,又怕是胆道蛔虫有生命危险。我们几个人便赶紧把他放在小推车上,为了及时抢救治疗,8里地的山路,我们推着车一气跑到了黄旗公社卫生院。到那,打了两支阿托品,观察了半天,到晚上医生确诊了,还是胃痉挛,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就这段修路生活我写了一个多口词,作为反映战备团生活的一个节目,县里汇演时选上了,1970年冬天,还参加了承德地区文艺汇演。

  屈指算来,三年知青生活,五年在税务工作,八年区委秘书生涯,前后十六个年头,我和妻子一直住在坝上。直到1983年我调到县委宣传部,我们才离开这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牵挂着这里的父老乡亲,每每想到这里的贪困落后,就凭添一种强烈的责任感。1996年秋天,我和时任承德市国税局局长的潘景山在当地镇领导赖小华、杨不扬的陪同下回到了这里,向这里的小学献上了我们的一点心意。又是小学生列队欢迎,让人不由得想起二十八年前我们在公社院前的情景。孩子们可是比那时穿的好多了。进得村来,当年的老队长已经70来岁,还挺硬朗。我们这户走走,那户转转,盘腿上坑,抽袋旱烟,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半截沟,我们难以割舍的故乡!

          遗 失 的 针 灸 包

  1969年春节过后,全国各地都在贯彻毛主席关于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的"6、26指示",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丰宁在大滩有一个培训班。当时,一个大队一个名额,在我的要求下,山嘴大队就让我去了。我之所以热衷学医还要追溯到在一中读书的时候。那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几年动乱,成熟较早,觉得政治运动、路线斗争太复杂了,还是学点儿自然科学好。我的语文老师袁森坡(现河北社会科学院教授),当时对我的影响也挺大,他是承德市最早研究离宫的学者,喜欢作学问,我觉得那样挺好,少了许多世间纷扰。更让我难忘的是毕业时他送给我的礼物--一幅针灸穴位挂图、一个行针包。亲爱的老师,这可是对我未来的点拨?我把这两件礼物细心收好,心想有朝一日要让它们派上用场,也不辜负教师对我的一片期望。插队干活的情景使我的这种想法渐渐淡化了,如今,机会来了,我怎甘放弃?就这样,我到了大滩,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班。

  在大滩培训班期间,由于我学得快、学得好,领导又派我去外沟门学习"新针疗法"。那个新针疗法培训班是骑兵部队医生办的,时间一个星期。所谓新针疗法,就是将针对准相应穴位,快速捻进,产生一种强刺激,从而调整人体功能,达到祛病的目的。那个年代,什么都讲究快,要求七天就能出门诊。眨眼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离家也两个月了,该回趟家了。外沟门到半截沟抄近道100多里地,要是坐车走公路得有300多里地,中途还得在县城住一宿。不坐车了,地走吧,一来当天就能到家,再说身上只剩2元钱了,连车票钱也不够,得能不花就不花。早上五点钟,天还没亮,我就开始走。按节气,虽已是春季,可坝上的万物还沉睡在严冬里。我穿着皮袄、带着皮帽,迎着嗖嗖的冷风不停地走着。走出30里地左右,约摸还不到9点钟。饿得实在受不了,得到哪找口饭吃,我走进了一户农家小院,想讨点吃的。一位淳朴的大嫂见我不象是要饭的人,说啥也要把我让到屋里四致地吃一顿。天冷,当地干活出工晚,刚吃完早饭。这家大嫂一边给我倒水,一边把刚出锅的莜面苦力给我炒了一大碗,又炒了点酸菜,一家人都很热情,我暖暖烘烘地吃了一顿。我过意不去,掏出钱和粮票,人家说啥也不要,说:"谁都有出门的时候,还带着锅灶?"多么实在,五里营农家大嫂的一碗面苦力让我永记心中。这只是淳朴坝上人的一个小镜头。

  赤脚医生学习班下来,我就成了大队里不脱产的医生。白天照样下地干活,利用早晚时间为社员打针开药。对没钱买药的就用针灸进行治疗。要说学练针灸,我可是下了很大功夫,吃了不少苦头。那又细又长的银针,可不是好摆弄的,稍微错点劲儿,不是不进针,就是把针给弄弯了。熟能生巧,只能苦练。我用毛头纸叠捆一个包,往它上面行针,因为我发现其软强程度,很接近人体组织。千万次地扎呀、练呀,每天都练一个多小时。这还不算,把自己的身体也豁出去了,全身上下,只要是自己能够得着的穴位,都扎到了,细细地体会进针时的那种感受。当时,对人体经络、穴位,那个穴位进针多深、治什么病都记得滚瓜烂熟。队里的知青和社员都很信我的医道。坝上的气候环境,得风湿病的不少,针灸挺灵的。离我们那50里开外的一个村,生产队会计的妻子病了,四处求医,总不见好,听我的同学介绍,便赶着马车,专程接我去治病。我们同队下乡的潘景山,那时常常牙疼,自己买来牛黄清胃丸,上顿下顿地吃,可就是不管事,吃得直泻肚。让我扎两次针,就好了。说到老潘,让我想到了他的婚礼。那是我们在赤脚医生培训班期间,老潘捎信让我回去,操办婚礼。他家里也很穷,父亲在信用社借了200元钱给新娘子做了一身新衣服和两套铺盖。招待新亲就剩下几十元钱了,婚礼还要办得象回事儿。我用20元钱买了两副猪下货、几斤肉,由我主厨当上灶。别人听我说得条条是道,以为很内行,其实从前一次也没干过。现在想来,非常好笑。切切炒炒,也弄出了几盘几碗,圆白菜和豆腐一掺,也算一道菜。坝上人饭菜简单,一看我弄了好些花样的菜,都说挺好。按照当地的习惯,新亲坐桌,其他亲朋好友在房沿下一凑合,随便吃上一碗饭菜就行了。就这样,20元钱热热闹闹办了一个婚礼。再看娘家陪送的,一台缝纫机、两个小柜,当时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公主的陪嫁。那时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很艰苦,可精神上却很乐观,白天干活,晚上背起药兜子,给这家看病,到那家打针,每天很晚才睡觉。这都是义务的,既没工分更没工资,能为老百姓做点事,就觉得自己活得很充实,浑身上下有一种用不完的劲儿,忙乎一天,晚上看书还都到10点多钟。当时我学医,几近到了痴迷的程度,春天种地,一边扶着犁还一边叨念着《汤头歌》和针灸歌赋。这段经历养成了我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扎扎实实的性格,成为我受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那个针灸包陪伴我多年,就在后来我在税务所、区工委工作时也常带在身边,下乡工作,遇着病人就给扎上两针。可惜,在一次下乡中,我的针灸包丢了,我四处查找都没能找到,那个针灸包丢哪了呢?

              贫 贱 夫 妻

  "我们住的土房还有吗?"妻子问,"有",当年15岁的男孩,如今经过兵营锻炼的村支书高声回答。"咱们快去看看",妻子有些急不可待了。沿着我们熟悉的村间小路,几位乡亲陪我们来到一幢土房前。挺大的一个院子,空空的,鹅卵石堆搭起不高的围墙,多处坍塌了。黄土泥抹的房坡顶上,稀疏的枯草随风摇曳,门板糟裂,玻璃窗只剩下几根横竖的窗棱窗框了。这是当年队里给插队知青盖的房子,一拉六间,我们一家住在紧西头的一间半。如今,这里大多数家都住上了瓦房,唯有这幢土房历经三十年风雨依然矗立,记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正是这土屋,为我们遮挡风雨十几年,土屋记下了我们的欢乐与苦楚,记下了我们的无奈与奋争。土屋中,我和妻子生儿育女从青年走到中年。土屋前面合个影,我的思绪早已飞到我们相识相恋在这里共同生活的岁月。

  妻子的老家和我是同村--滦平县金沟屯乡上营,她的父亲从小扛长活,1946年国民党打过热西被抓了壮丁,半年后扛着一挺机枪跑过来参加了解放军。一九五三年,转业到了辽宁省阜新县,在那里成家立业了。还是我读高中时,那一年他们一家回老家探亲,我与她相识了,双方一见如故。后来,我们通了几封信,互表爱慕之情。我到坝上下乡后,觉得不能回老家落户了,在半截沟,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根怎么扎呀,我以为肯定就散了。1968年秋天,打场了,我想,怎么也该把现在的情况向她交待一下,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坝上这个地方气候非常寒冷,环境很差,自己身无分文,咱们的关系就停留在友谊上吧。过了一段时间,她回信了,拆开信封,那充满激情的言语,令我眼前一亮:"好日子要自己去创造,条件再苦,人家能过,咱也能过。我愿意到坝上和你共同生活,一起抗严寒斗风雪战天斗地。"那时,她正在阜新的伊马吐村下乡,离县城200多里地。我同组的知青们都积极给我出主意,要我到她家去一趟。身上没钱哪,怎么办?大家一起向生产队说明原因,经队委会商量,同意借给我100元钱,这样,插队才两个多月,我就成了超支户。我回到上营老家,一说,家里虽然很赞成,但穷得连口粮钱都没有,父亲还关着呢,拿不出钱来。去女方家一趟,怎么也得带点礼物呀,当时,物资奇缺,什么商品都要凭票供应,我在市里托了好几个人,总算买了些礼品--四瓶散酒、二斤白糖、五盒大前门烟,三毛九一盒。事先也没有与她约定,我就启程了。正是初冬时候,在义县火车站,我拎着礼物,排队候车。全国红海洋,时兴早请示晚汇报、三首先。快上车了,旅客们在车站人员组织下秩序井然地唱起了语录歌,跳起了忠字舞,我把拎着的东西放在脚边,随众人认真地比划着,转着圈,眼睛却在不时地瞄着我那点东西。火车路过伊马吐,我得下车先到她那儿,好一块回家。咋就那么凑巧,数十节车箱的火车,熙熙攘攘的人群,却正好在我下车的门口碰上了她。她因不知道我来,正要坐这趟车回家呢!可真有缘份,于是我也不再下车,正好一块回去。我们坐在火车上,她却犯难了。我们的事,她还没来得及跟家里说呢,把我领家去,多突然哪!"就让我直接说吧,怎么说也是老乡呢。"一进家门,她父母也明白了,脸色不大好看。我觉得倒不是生我的气,这么大的事,当闺女的事先也不说一声,是不应该。我呢,就装作没看见,厚着脸皮坐那喝水。她家八口人,三个弟弟两个妹妹,靠父亲一个月5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计。家里住的是一间半平房,屋子里是一个长长的炕铺。晚上,我挨着她爸躺下,心里忐忑不安。这话怎么说呢?很犯了心思。先是说长道短不着边际地唠着,我俩的事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息灯了,我抻抻被子,半盖着脸,鼓足勇气,说:"您也看出来了,春天回老家,我俩彼此很有好感,今天来,特意向您二老说一说这事",说是二老,他们夫妇当时年龄并不大,一个42岁,一个39岁。"我的条件我清楚,父亲挨揪,还没放出来,政治背景不好,经济上父亲一个月只发30元生活费,家里很困难。好在我下乡的队里劳动日值还不低,能到一元钱,能养活自己,日子凑合着能过。"她父亲很开明,说:"婚姻自由,吃苦受罪自己愿意就行。至于你父亲,运动嘛,谁都有可能被触及,我不也接受过审查吗?我想你父亲也不会有啥大问题。"又问炕那边的我岳母:"**,你的意见呢?""我也没意见。"亲事就这样说定了。

  第二天,她看我穿的裤子挺脏的,要脱下来洗一洗,我死活不肯脱。她哪里知道,这条套穿在棉裤外的新裤子,是我的姑姑在我临来时赶做的,不为别的,我在坝上收秋,棉裤已被磨得破烂不堪,快要成棉花套子了,做条裤子套在外面是要遮遮丑。她逼着我把这条单裤脱下来,我只好照办。换上了她父亲的一条旧棉裤。她给我洗单裤,她母亲给我补棉裤,娘俩一阵忙乎。在她家呆了四五天,岳母说,早点张罗结婚吧,我便赶回家里开始操持结婚。

  从阜新回来准备结婚,家里照旧是分文没有,眼下连烧柴都没了。我先和两个十几岁的妹妹每天往返二十几里地割了几天柴,接着就千方百计想办法筹钱,心里琢磨,结回婚总该给新娘子做套新衣被吧,可就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借!我东跑西跑半个多月,家里的亲戚、和父亲比较好的同志,能借的都借到了,迈入社会的第一件难事竟是借钱!我真真的体会到了穷在大街没人理的艰难处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只有在社会最底层最穷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得淋漓尽致。借了一圈,少的五六元,最多的20元,总共才凑了不到一百元。

  婚礼在上营老家举行,家里把一百来斤的猪杀了。那天是1969年1月1日,距我到阜新那次二十多天,是岳母把她送过来的。结婚那天,父亲被放回来了。他本想请假回家,碰巧正赶上解放一批人,父亲也在其中。他急忙往家赶,到家时,虽然婚礼已举行完了,但毕竟算是赶上儿子的婚礼了。 

  结婚后,我先回到坝上,没过多久她也去了。我俩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套铺盖和身上的几件衣服。我们向村里的老乡借了一间屋子住下,白天在队里和知青一块干活吃饭,每天敛罗点秸干烧烧炕。1969年6月,我们从知青组里分出来单过,队里把为知青盖的房子给我一间半,分得十几斤莜面。没钱安家,我年前借的100元钱,年末结算还未还完,这次生产队也没钱,只借给我10元钱,让我安家。我用7元钱买来一领炕席,一元钱买了灯油,5角钱买了筷子,剩下的1.5元买了盐。10元钱花光了,锅碗还没有。村里有个五保户,春天时死了,队里看我困难,就把他的那套家什给了我。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四个裂纹的碗,一个小锅、一个铁勺子、一个黑锅盖、两个泥盆,我无意间成了这个五保户的继承人。我又到供销社要了两个纸箱子,装些衣服、破烂什么的。夏天,正是坝上青黄不接的时候,分那点莜面很快就吃光了,我妻子就挨家挨户地借,这家10斤8斤,那家3斤5斤,对付着吃。三个月时间,我们手里没有一分钱,瓶里没有一滴油,袋里没有一斤面,后来连盐也没有了,每顿只用筷子沾点腌咸菜剩下的咸菜汤。

  8月份,我母亲有病,我俩借几元钱买车票回去呆了一个月。家里也没有吃的,菜叶子挂几个米粒一顿顿地对付。该回坝上了,还没有路费。父亲正在外边儿修路,心想到父亲那拿点吧,我和已怀身孕的妻子徒步八十里翻过三座大山去找我父亲。不巧,走到那才知道,他出差不在。妻子攥着仅有的几元钱,我们开始往坝上赶。到了凤山,班车挤不上,只好在最便宜的大车店住上一宿,每人花2角钱,饭也没舍得吃,空着肚子挨到天亮,又去等车,可巧碰上一个滦平老乡开着货车路过,把我俩捎到了大阁。下车赶紧买去坝上的车票,买完票兜里只有5角钱了,看来还得饿一顿。这时,碰上了同学殷九鸣,在他家吃了一顿饭。

  回到半截沟,天下着雨,到屋一看,泥房顶多处漏雨,一脚踏在炕上,立时塌了。妻子收拾屋子,我借来点粮食。将原存屋里没淋湿的牛粪扒拉出来烧火做饭。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房顶漏下的雨水由滴而成线,接都顾不过来,任它漏吧,还好靠在炕头的一条有两尺宽没有塌,可雨水也滴个不停。晚上,在炕头那一小条,我俩把炕席卷成一个筒,外面用塑料布盖上,然后钻进去,带着一天的疲劳,在席筒里默默的听着窗外的风雨声,想着明天去向谁家借吃的……接下来的日子仍是靠借粮食糊口,到生产队地里要几颗疙瘩白,剁碎后外面滚一层薄薄的莜面一蒸就算一顿,多亏那时年轻身体好,总算挺过来了。秋天刚到,大家一致要求生产队长把莜麦先打点每家分一些,这算是吃上一口象样的饭了。

  又到难熬的隆冬季节了。白毛风夹裹着雪花吼了一宿,这天夜里我在场园看场。清晨我回到家里一看,怎么屋里也是一层二寸厚的雪?就连炕上都是。原来,是夜间的白毛风把雪从屋沿的缝隙间吹进来的。再看炕上还在熟睡的妻子,头上戴的皮帽子、身上盖的被子、皮袄已全被雪覆盖了一层,只在靠近鼻孔的位置留有一个鸡蛋大的洞,向外冒着哈气。我把雪打扫干净,才叫她起来。要说那个冬天可真冷,新房子,又没吊棚,刺骨的凉风直接从房顶压下来,外边零下三十多度,屋里也零下十几度。屋内也生不起炉子,做饭时拔出一盆火,很快就变成凉灰。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客人,妻子把刚烧开的水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几句话的工夫,端起来要喝,已是一层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妻子没有一句怨言。1970年她怀孕8个多月的时候,我因上战备团外出筑路,让她回上营老家去了。孩子在老家出生了,是个闺女,过了4个月,妻子就抱着女儿回来了。我们的那一间半土屋从此增添了许多乐趣,小院也充满了新的生机。转年春天,我想我在坝上既已娶妻生子就应该以一个勤劳的农民要求自己。于是,我把院子围起来半拉,挺大一块,种了不少菜,有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等。因是在坝下买的秧苗,别的长势都挺好,就是西红柿、茄子因积温不够老顶着花却不结果。那时农民对化肥还不认,施用化肥靠上边指令性地硬推,可社员就是不愿用,化肥都堆在库房里。一次,公社书记要亲自查库看用了没有,队里赶紧把这些化肥运到田间地头,来不及慢慢施用,扒成一堆一堆的,然后用铁铣漫洒着扬到地里。过几天一看,许多庄稼都烧死了。社员看了说:"这化肥烧庄稼",更不愿用了。我把生产队库房里拉拉剩下的化肥扫在一起,拿到家施在我的菜地里,真管用,各种蔬菜都长得很壮,尤其是豆角秧和大葱油黑发亮,大家吃惊地问我怎么把菜地收拾得这么好,我告诉说是使了化肥。从此,社员对化肥也认了,我的小菜园起了一个小小的示范作用。

  1970年秋天,打脱谷机、翻地,白天干,夜里也干,为的是多挣几分工。白天割一天地,夜间拖拉机挑地,紧在前后跑着倒码子--把攒在一堆的庄稼搬到一边等拖拉机耕地后,再把它倒过来,堆在耕过的地上。拖拉机耕地快,你得不停地跑、紧赶,反正拖拉机不能等人。忙得全身都是汗,稍一停下就浑身冰凉。那天凌晨三四点钟,我和老潘又饿又累又冷,想歇一会儿抽口烟,就是没有。这翻那翻终于从衣兜缝里抖出点儿烟末来,那是平时装烟粘进去的。太少了,还不够卷一根的,又在地头撸下几片冻得干巴巴的刺菜叶子,捻碎掺在一起,算是卷了一根烟,蜷缩在莜麦码子下,流着清鼻涕,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着,真过瘾!

  1971年春天,妻子又怀孕了,我们都没注意,妻子浇园挑水腰扭了一下,流产了,她自己还不知道,以为是经血不调。再后来,不断地走血,小腹也开始发硬。去找医生,又当子宫出血治,不见效,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我心里没底了,快上公社卫生院吧。到了那先进行了2天观察,小腹猛往起鼓,流血不止。血已呈淡淡的红色了,还在流。妻子脸色刷白,奄奄一息。医生说,可能是恶性葡萄胎,再不作手术,命都保不住了。可手术需要大量输血,公社卫生院那来的血呀,怎么办?只好回队里求求众乡亲。公社离我们村2里地,我骑上自行车连夜往回赶,病危妻子惨白的脸和无神的眼睛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恨不得马上就到村里。心想,妻子抛舍城市生活,远离父母来到这塞外高寒的不毛之地与我逆境相随,现在得病又没有条件好的医院治疗,真要是死了,我该多么的愧疚,将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我心里十分焦急,想着好些事,脚下猛蹬自行车,夜幕下,我骑进了一片莜麦地都不知道。约摸骑进去有100米、骑不动了才发现走错地方了。到了村子,我把情况一说,社员们都非常同情,有的去挨家挨户找人输血,有的到各家敛布票买布给我妻准备"后事"。乡亲们安慰我:"缺药咱没办法,血是咱自己的,只要对上血型,谁的血都行。"我当时是生产队会计,知道队里200口人,存折上就剩5000元钱了,本想借点,又开不了口。队长黄文杰早替我想到了,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你没钱,存折的钱你就花吧,救人要紧,你们知青,父母不在身边,也怪不容易的。要是需要到县城治疗,钱不够,咱们再卖一匹马,总之,该治病治病,钱的事,有我们呢。"多好的队长,多好的乡亲!第二天一大早,来输血的人就到了,姑娘小伙子来了,大哥大嫂来了,大叔大婶来了,一同插队即将回城的知青战友来了,一下子来了70多人。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地打转,禁不住扑簌簌地流了下来,这么多乡亲,我的妻子有救了!验血型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采取大交叉的办法,一个一个与我妻子血型对了一遍,足足对了多半天,只有四个人对上了血型。当时老潘妻子张桂英的血型也对上了,她要求给输血,我没让她输,因为她有一岁多小孩正吃奶。就剩三个人了,村里的刘凤林、刘凤桐兄弟俩儿,还有我。殷红的鲜血溶着乡亲们的深情厚谊汩汩地流进妻子的血管里,手术顺利完成,妻子也渐渐地恢复了气力。那一次他们兄弟俩各输400CC,我输了300CC。这种葡萄胎很顽固,只要有一点点残存就要继续孳长,后来刮了七次宫,妻子又受了不少罪。手术后用车把妻子拉回家,村里的社员都去看望,这家二斤面,那家几个鸡蛋,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东西虽少,对我们来说却真是雪中送炭,令我们感激不尽。心中暗想:"这些贫下中农可是咱的救命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了人家,将来要是有了作为,一定尽力报答。"后来我参加工作,不论是在区里县里,还是在市里,我一直和半截沟乡亲们保持着密切来往,村里谁家有了困难,找到我,我都发自内心热情相助,觉得能为他们尽点力、办点事自己良心上就轻松一些。从心底总愿意回村去看看,我和妻子孩子也时常对着和乡亲们的合影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时光。

  1971年,从6月份开始,知青就陆续返城了,剩下的就我们几户结婚落户的了。我家里有病人,没吃没烧的,心境很不好。转而又一想,人的一生最困难的情形也不过如此了,无论如何,还得好好干,不干不行,不求干大事,只求从小事干起,让人生充满希冀,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春秋冬夏。中秋节到了,一同插队的大部分知青都已返城走了,看看坑上病卧的妻子,想想自己惨然的处境,真是百感交集。月光下,油灯旁,一首水调歌头写出了自己的心境和志向。

  明月清辉泻,三载又中秋。塞上饯别战友,斥走思乡愁。太白屡咏明月,东坡欲乘风去,何必泪长流!吟罢欣然笑,得使怅情休。青春志,自萦怀,意方遒。小事实干,终让砖石起层楼。月也当知辩证,缺极即向圆时,万事人亦由。心在忘我境,全从时势求。

           二 次 插 队

    当知青插队劳动了三年多,在同去的知青大都返回城市后,1971年冬天,我和老潘这些安家落户的人也被安排了工作。与许多知青不同,我不是返城,而是又被分配到了坝上插队的平安堡区,在那里的税务所工作。家仍住在半截沟村,离税务所二十里地。妻子仍在村里干农活。对我来说,参加工作,是第二次下乡插队,而且时间要比第一次长得多。在税务所工作了5年,在平安堡区委工作了8年,总共13个年头。那些年,我和妻子依然过着知青生活,直到1979年最后一批知青被安排,妻子有了工作,我们才不在生产队耕作。

  坝上的税务人员,一人一匹马,我既收税又干会计工作。听说局里要给我买马了,心想:一定要挑选一匹好马。为买到一匹好马,我提前好长时间就下了功夫,可对马又是外行,于是我淘换了一本《相马经》,翻来复去地背诵揣摩,研究如何相马,如何寻找千里马。按书上所云,好马的外貌特征应该是:"前看似鸡鸣,后看象犬蹲","龙颅突目天然快,筋粗骨细四蹄轻"。平时看到谁的马总得上前掰开马嘴给看看口,然后就得意地说出这马几口几岁,再看书研究一阵子。书中描述的一种被称为"果下马"的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种矮马,能在低矮的果树下奔跑,因而得名,是千里马的一种。据说这种马是双脊梁骨,目赤如炬光分五彩。我按图索骥,到北庙马场的马群中去寻找要买的马。转了挺远,一眼发现,马倌骑的那匹马,颇具好马的外貌特征。一说要买,任我怎么多给价,人家就是不卖。没办法,只好在他的马群里选了一匹。我兴味索然地踏上归途,在日记中写到:"为求千里果下马,凝神试彩目中光,遍观牧场千里骥,未见五彩双脊梁。"

  骑上马,背着挎包,下乡收税,顿生豪情。于是在骑马挎包的照片上题了一首诗:"风雨不停走千家,愿为革命献春华,一本税票一匹马,踏遍高原万顷沙。"骑了一段,发现这匹马腿脚太慢不赶道儿,于是我又换了一匹。这是一匹菊花青马,与以前的那匹可截然不同,性情非常暴烈。开始骑它,老是背缰、尥蹶子,走着走着,头往后一甩,好几次让我栽到马下。马是高级脊椎动物,人和动物都有感情,区别在于人能思维,对此,我深信不疑。为了训服它,我找来些莜麦芒子,揉在马的身上,跑一段,马一出汗,又刺又痒。这时,我溜着它,用马挠子轻轻地挠,给它解痒,培养"感情",渐渐地它听使唤了。只有一个习性没给它板过来,由于这马是在附近买的,生它的母马还在,每次下乡,骑上它,总要跑回去20里地,到那匹母马那儿打个转儿,再跟我走。这匹马性子很急,不等你坐稳就飞奔起来。每次回家,临行上马我都得特别注意。只要一解开缰绳它就要向外跑。每次都是我一边解缰绳一边瞅准一侧的脚蹬子,妻子还得拿个扫帚在门口幌着、挡着,这也不行,待我一脚踏蹬,那条腿刚一骗过马背,这马就飞也似地窜出去,跑出几里路我才踩着另一个马蹬。

  有一天,这匹马丢了,让我好找。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骑马回家,把它拴在院里。夜里,白毛风刮得很紧,雪下得很大。我心里惦念着马睡不着,于是不管妻愿不愿意,便把一条毛毯搭在马背上。睡了一会儿,就听这马在院子里老是闹腾,我起身出去,看到那条毛毯已掉在地上。怕它冻着,我又把马牵到外屋,拴在了窗框上。锅台上放个笸箩,里面放上草。睡着睡着就听这马用蹄子刨笸箩嗵嗵地响。妻子说,你出去看看吧。我起身拿上手电来到外屋,不想这马见到手电光一下子惊了!拖着缰绳就要往外跑,我一看,缰绳还拴在窗框上呢,任马去拖,还不把我的土房给弄塌?我顾不得许多,情急之下,我从马肚子下钻过去赶紧解缰绳开门,门还没开利索,这马就拼命地冲了出去,我猛一闪身,跌倒在院子里。腿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屋里的人不知我死活,吓得妻子直哭孩子也叫。不管伤得如何,马跑了,得赶紧找。天黑着,白毛风夹着雪。地上的雪越积越厚,一脚下去,没膝深。半宿零半天,我从这村找到那村,一直走出五十多里找到坝下,也没找到。我打了个电话让所里来人往这面接接我,自己便开始往回赶。白毛风卷着雪粒,铺天盖地,四下望去,白茫茫一片,对面都难见人影。我又冷又饿,迎着白毛风,哈着腰,用力挪动着发僵的双腿,四周啥也看不清,风把耳底刺得钻心的疼,聋了似的。迎面来了辆马车都全无察觉,等一头撞在了马前胸才本能地闪在一旁。又走了好长一段路,风声中辩出似乎是马蹄声从身边响过,回头一望,却无踪影,"啊,想必是来接我的",我大声喊着,然近在咫尺,风声作祟,对方就是听不见,情急生智,我抓了一把沙子顺风扬过去。对方才察觉到,我骑上同事带来的马,冒着白毛风,靠马的分辨力,艰难地回到了所里,浑身再无一点力气。晚饭后一照镜子,眼眶周围已是漆黑一圈--冻坏了。后来在一个马群里找到了我的那匹马。

  我们的儿子是1974年正月13出生的,11日那天妻开始出现临产反应。正是大雪封门,不通车,我踩着没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公社卫生院接医生,到那一看,医生都回家过年去了,只好买了点药就回来,自己操持接生。我借来一个炉子,生着牛粪火,在当地请来一个老娘婆。人手不够,老潘哄着他不到百天的孩子让妻子也过来帮忙。两天过去了,孩子还没生下来,妻子已耗得筋疲力尽。第三天前夜,看着孩子就快露出来了,我给妻子打了一针催产素,孩子终于呱呱坠地了。天冷,牛粪火一下去就满屋冰凉,又得把火生着,这样,产房内天天烟熏火燎的。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不想妻子又得了产后风,高烧不退,用药20多天才好。我既要照料妻子的病,又要做饭、伺候孩子洗尿布,抽空还得饮马喂马,每天五指黑黑、满脸烟尘,就这样还因饭不及时把妻饿哭好几次。
    孩子一天一天地大了,妻子还要忙地里的农活,有时把孩子拴在窗框上,有时把孩子带上,往地里一撒,干一会活计,瞅不见孩子了,就看看哪块庄稼在幌动,孩子准在那里爬,再赶快把孩子抱过来。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又取得了硕士学位参加工作了,没有辜负妻子当年的那份艰辛。

               秘书生涯

  1976年5月,我离开税务所,在万胜永公社当了不到半年的秘书后,就到区公委(管几个公社)从事秘书工作,前后八个年头。记得在公社当秘书那年,上边限在9月25日前把地里的莜麦运到场里。为了抢先报捷,领导让写个稿给县广播站,说万胜永公社1.5万亩地的庄稼全部上场了,其实哪有的事!广播站刚播完,天不作美,当晚就是一场大雪,约有三分之一的庄稼被捂在地里。在区里工作时,经常向各公社要各类汇报、数字,开始还真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打电话问,后来发现要上来的数字也不准确。就说土地,在册土地也就相当于全部土地的60%,有好些是"黑地"。各种报表相当繁琐,而且是几日一报,让人非常头疼。后来有经验了,搞个基础数字,每次按进度一加,最后还与上边掌握的总数碰上了。一年春天,我外出学习,当时,每天县里都要土地播种进度,还要典型。想让一位同志接替我报,这位同志直打怵,觉得好几个公社,天天要数字,工作量太大,高低不接。我说:"你接吧,我已经把每天该上报的进度编写好了,一直到种完地,你只需要每日按我表上的数上报,再了解一下典型就是了。"他这才把这项工作接了。这纯是形式主义给逼出来的。

  许多部队拉练都要到我们那去,每年都有。区里书记每次都得讲话,我没事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关于军民关系的讲话稿,用了一遍略加修改就留待下一支部队来。"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驰骋大河上下、高原河套,风风雨雨二千年,巍巍吹不倒。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新中国的长城……""你们到一处红一片,走一路红一线……"一次书记念完后,问我:"我觉得这次讲话词怎么这么熟呢?"我心想:万能稿,不熟才怪呢!

  区里8个人,正副书记、组织委员、武装部长、秘书、财粮助理、农业助理。秘书是区委委员,经常开会,都开疲沓了,往那一坐,领导一讲话,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一说散会就困意全无,成了习惯。一次书记向我交待讲话意图,我竟然也睡着了。当秘书写文字材料是常事,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次写坝上规划汇报,那是为了迎接地区韩书记的视察。那个汇报让我写了四天四宿、两万多字,四易其稿!第一遍写完后,按县委办意见进行了修改,又来了一位副县长,按他的路子改了一遍,接着,县委副书记来了又改了一次,这时整个汇报我已抄了五六万字,我也三天三夜没下桌、没合眼了。最后一天到大滩,县里又说一套,我又强挺着连夜改了一遍。就这样,我96小时没脱衣、没合眼。从大滩往区里赶,从乔家营子下车,离区里还有20里地,都不知怎么走回去的,两条腿机械地向前迈着,人已进入了半睡的状态。韩书记终来了,限汇报半个小时,刚说了标题,韩书记就起身说道,"还是到下边看看吧!"我几天几夜的心血,还有那么多领导的思路都白费了。

  区委书记是一位党性、责任心都很强的领导。文革中多次被批斗,从来没听他说过对党、对群众不满的话。他对党忠诚,工作认真,严守组织纪律,对群众关怀倍至,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我。一个区书记既无财权又无人权,但是每年春节,年根了,别人都回家了,他却骑上马,到各村去看望老干部和干部遗属。问寒问暖,力所能及地让公社和大队给这些家送车秸干,打点油表示一下组织的关怀。直到安顿好了他才回家,年年如此。这让我很受教育,虽然后来县里调我到县城,他把调令给组织部邮回去,硬要留下我,但我从心底敬佩我的这位老领导。他的那种精神始终鼓舞着我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那年,快过年了,晚上,书记到井边饮马,马背缰,跑了,书记大声一喊,不想患有"粗脖子"病的他,颈部血管崩裂,把脖子憋得通红发紫,透不过气儿来,生命垂危。我赶紧给县里打电话,坝上大雪封路不通车,只能派车接到坝根下。我们从鱼儿山牧场弄了辆大卡车,晚上8点多钟开始往坝下走,路上积雪很深,车不能行进,出了鱼儿山镇,我们在前面铲雪,车在后面一步一步地随着,两个小时才走出一里地,到坝下50多里地,这样下去,何时能到啊!又翻回来换上粮食所的马车,区里我们跟着两个人,还有一个医生,带着氧气包又上路了。这时已是夜间11点钟,一路上,尽管我们大皮袄皮帽子大头鞋"全副武装",但零下三十度的低温,白毛风刮着,仍吹得我们瑟瑟发抖。马车吃力地碾过厚厚的积雪,用了七个小时,到了早晨6点才下了坝,换上早在那里等候的212吉普车直奔县医院而去。经抢救,书记脱险了。也就是那年5月我和老书记一起下坝了,他当县畜牧局局长,我到县委宣传部当干事。

  岁月匆匆。风风雨雨的坝上十六年已渐渐远去,我从坝上走到了坝下,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回头再看时,深感以往的磨难和艰辛是人生的宝贵财富。那段历程已凝成挥之不去的记忆,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如今,我有自己的事业,生活在城市里,条件比在坝上时不知好过多少倍。坝上那段生活虽苦,但正是这种苦使自己的品格、意志得到了磨砺和锤炼。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就是一种激励,它教我正确对待荣辱、苦乐,淡泊名利,觉得怎么都比过去幸福。只有加倍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多做点事情,方能回报社会、回报祖国。

 

 发表时间:2006-10-8 19:5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