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又是一个星期日,魂牵梦绕的我想起了1972年12月25日,一个让我永远记住的日子。
那年的11月,我在凤山中学读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的高中只有两年学制,又是寒假毕业,离毕业还有两个月时,县里来人要从我们当中选拔教师,同学们议论开了,“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谁愿意干那个玩意?”没想到的是,考完试还没过两天的一个上午第三节课,教室门一开,随着全班眼光“唰”地移动,徐副校长站在外边喊,“李秉忠(那时我的“中”字下边还有“心”),你出来!”他把我领到朱校长办公室,两位校长通知我“经过县文教局考试和学校推荐,你们七个人被录用为人民教师了。”我的脑子不知是什么滋味,心想:就那个作文题目和那张数学卷子,我也没好好答啊,怎么就选中我了呢?“做好准备,明天你代表七个人到县文教局办理手续!”我马上说“我从来也没去过‘大阁(河北省丰宁县县城)’啊,怎么走?”“黄天芳老师明天去‘大阁’办事,你跟他去!”之后又告诉七个人都是谁就让我回去了。这时已是下课时分,教室里同学们嘁嘁喳喳正在议论,不知道李秉忠出了什么事被校长叫走了?索性我就告诉大家我当了老师,还有某某,同学们“嗷”地一下,说什么地都有……
第二天上午,我和黄老师来到车站,买了票上了“解放”牌客车,晃晃荡荡地走了差不多多半天时间,还没等我看够县城啥模样,就进了“县革委会”大院的第一排最后两间房,长得既清秀又干练的女人事干部赵老师,把一沓子材料和一个信封交给我,材料里是一些表格,信封里装着一沓钱,并正式通知我,“从12月25日开始,你们就应该正式地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了,虽然只多出来五天时间,但你们以后的工龄计算就可以多出来一年,每个月工资27元,这是你们每个人的半个月工资13元5角,你数好。”
回到凤山(家乡县里的第二大镇,出了个名人郭小川),跑着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先把13元5角,交到妈的手里,看到妈笑的合不拢嘴,我也高兴了起来。第二件事就是把其余六个同学叫出学校,特意领到我家的胡同口,郑重地给大家发了半个月的工资。
又过了没两天,我们7个人来到县城,文教局人事股干事徐化波老师,召集我们开办了怎么当小学老师的培训班。班上除了我们凤山中学的7个同学外,还有县城丰宁中学的13个同学,后来才知道,还有个叫“刘星”的女同学留在县中学当了音乐教师,不再参加我们的“小学教师培训”。整整一个月,我们住在“第三旅馆”,说是旅馆,最多也就是个“车店”,上课的内容是请几个有经验的小学老师上上课,去“大阁一小”听听课,然后我们20个“准小学教师”备课,轮流把其他19个作为“小学生”来试讲,再互相评论一番,当然谁也不服谁,只有一个权威,就是徐化波老师了。
快到春节了,我们的“岗前培训”也要结束了,大家都在嘁嘁喳喳,议论最多的就是将要分到什么地方教书。最后一天徐老师郑重地说王局长要来宣布分配,我好紧张啊,人家都说,刘星就是因为父亲是文教局副局长,所以没有参加培训就留在了丰宁中学,还有“某某”的父亲是哪个局长,肯定也错不了……等到王兴国副局长宣布时,第一个就叫到“李秉忠、朱伟光、李胜利、安立刚,西两间房公社”,我的脑袋瓜子一片空白。
回家过了年,二月中旬,我们四个共同搭乘了西两间房公社供销社的胶轮马车,头一天住在“东山神庙大车店”,东山神庙是石人沟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说是车店实际上是靠近公路的三间房子,两边是火炕,中间是饭厅和厨房,那个下午又是做饭又是烧水,火烧得太多了,我“傻”得没有经验,别人早早找了炕稍,给我只剩了个热炕头。开始我还没在意,但屁股底下“煲”得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翻身下了炕,找个水瓢舀了凉水,掀开炕席就要泼上去。“别动!”做饭的大师傅一步蹿下炕,我真的服他了,睡觉中居然听到了我舀水的声音,黑暗中还能一把夺过水瓢,“你要干什么?”“太热了,我降降温啊!”“找死啊,小祖宗,你不要命了,浇上去你就等着当馒头蒸吧!”
第二天昏昏沉沉地到了黑山嘴车店,我老早的就告诉做饭的师傅,少烧点柴做好饭就行了,这一夜算是睡了个好觉。第三天下午走进了“窄岭西沟”,看着左右的青山,身边的绿水,走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转过山湾“柳暗花明又一村”。踏进公社革委会院子,杨秘书迎了出来“欢迎啊,小伙子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也赶不上咱们窄岭西沟啊,咱们这嘎嗒,啥毛病都没有,就是‘二不扯子多点’。”潜台词实际上告诉我们,这里的文化太落后了。
在公社文教助理的组织下,又学习了五天,第六天的下午宣布“李胜利和安立刚留在社办中学,李秉忠和朱伟光到小营子中学”。我一夜未眠,盘算着“小营子”该是个啥样?清晨伴随着鸡叫,窗外有了踢踢踏踏的声音,“李老师,李老师,谁是李老师”,开始没在意,“李秉忠老师、朱伟光老师”,我这才搞清楚是在喊我和伟光。抬头看,是一个光头的小男孩,“我叫曲耀宗,是来接李老师和朱老师的”,我看看窗户底下已经拴了一头毛驴。
我们顺着山路穿过几个村子,走了差不多四五个小时,进了学校看到的是一个破旧的四合院,中间还有一道墙,墙那边的上下房和厢房是五个小型教室,厢房还住着一个五保户老太太。院这边上房住着一户军属,厢房住的是50多岁的两口子,女主人得的是精神病。下面的三间房中,外边的两间是我们七个老师的办公室和一个灶台,里边一间一铺炕,就成了我和伟光的宿舍。
我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开始了。说是小营子中学,实际上只有两个班,是上下四个生产队合办的,每班也就是三十个学生。另有小学三个班,一三年级、二四年级和五年级。中学是四个老师,负责人毕老师两口子是承德林业大学毕业的,他们、伟光和我四个人教中学,另有三个当地的老师教小学。我和伟光必须自己做饭,粮站远在20多里山路的大蓝营,每隔三个星期左右就得和生产队借一次毛驴去徒步买粮,哪里还有青菜,学生给我们送什么就做什么,一口锅做了饭再烧菜,多数时间没有菜也就搞口饭对付,许多时到同事家里打牙祭,乡亲们有好吃的也给我们送来,烧柴要和学生一道到山上割。伟光的父亲就是我母校凤山中学的朱校长,他母亲是教我政治课的王淑华老师,从小在家的生活比较优越,所以自然不爱做饭不会家务就爱学习。好在我从小妈妈给了我生活的常识,我和伟光从此相依为命,乃至后来有人戏称我是伟光的“媳妇”。那个时候公社开一次会,我就在得到通知的前两天作好准备,洗干净衣服刷干净鞋,并且用香皂洗一次头,到开会的那天早早的上路,中午休息时到供销社买牙膏牙刷和肥皂香皂,算是进了一趟“北京城”。当时我最大的心愿:什么时候把我调到公社中学教书就好了,天天能上“北京城”!
转眼到了秋假,我和伟光约了大营子小学的小杨和供销社的小徐,一起徒步穿越六十里的原始森林“云雾山”,到县城住了一宿,伟光的哥哥找了个汽车才回到凤山。和妈妈只呆了两个日夜,在妈的反对下我还是乘车到了承德,姐夫帮助我住进了医学院附属医院。在我幼年的时候患上了很严重的副鼻窦炎,说话的鼻音无法清楚流利的表达,只好借秋假的时机完成“治理”的使命。医生说必须手术,二姐说根据她的自己的经验,要从嘴唇和牙齿间切开翻上去,直到接近眼睛附近,把已经长死的骨头凿开一个洞,安上一个塑料的东西才算治好,好恐怖啊!我还是坚持做了手术,拆线后还是不行又做了一个鼻下甲肥大的切割才算了事。差不多耽搁了一个月,回到家也只陪妈妈一个晚上,妈摸着我的脸心疼得直掉眼泪。到了县城早上起来,刚过中秋的塞外竟下了一场没膝盖深的大雪。二哥劝我不要走了,我极力坚持,二嫂给我装了两块月饼和几个苹果,二哥陪我走过南辛营忧心忡忡的返回,我一个人进了山。刚刚手术后虽然年轻气盛,但好不容易爬上山后还是后悔了。山上的白毛风太厉害了,大雾隔几米就什么也看不见,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哪里还有路?到了山顶实在虚弱,又累又饿,掏出月饼想吃上几口,大风夹着雪花哪里能吃得下。一咬牙,继续走!真的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凭着感觉向前走,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叽里咕噜地往下滚,直到“嘭”地一下撞倒了大树上才爬起来,继续走!现在想想好不后怕,那个森林里不要说野兽,就是迷路也玩完了。之后的几年里,妈妈一直在骂二哥不疼弟弟,只有我知道二哥的苦衷。
那天摸着黑天回到小营子,跌跌撞撞推开门,伟光已经惊讶得差点认不出我来,天,我终于回来了!
又是一个春节,寒假过后回到公社集中学习,杨助理看我的眼神十分亲切,我感觉出了什么问题,社中的校长悄悄地告诉我有好事。后来杨助理说可能我要调走,这个消息传到了学校,学生们放了学总是找借口不愿意离开,有的男生就和我们挤在一铺炕上睡觉。调令来到了,初一和初二两个班近六十个同学,每个人都到代销点买了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都在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他们用一个纸箱装上,和我的行李一起被生产队的牛车送走。那个时候塑料皮的笔记本是多么珍贵呀,但在以后辗转搬家的岁月里连同我业余爱好的铅笔素描都遗失了,可惜了……
尽管我告诉同学们和乡亲们还要过两天才走,谁知等我一大早爬起来想悄悄离开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人了,乡亲们送出很远,学生们洒泪而别。我和伟光已经走出了八里路的大营子,后面还有熟悉的女生哭喊:“李老师,李老师,等等我!”小女孩叫刘亚茹,父亲是公社的林业助理,母亲有病卧床,还有个弟弟也需要她小小的年纪来支撑家务,我仅仅帮助了她几次功课,她跑上来喘吁吁地边哭边说:“才知道你要走,这是爸爸使过的一支钢笔,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再也止不住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当晚我和伟光住在黑山嘴中学,第二天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别,下午我自己来到新的工作地点,全县最大的一所公社中学——石人沟任副校长,1974年我刚满18岁,这一晚的煤油灯下,我在日记中郑重地写下了:为教育事业奋斗60年!
1972年至今,弹指间37年,我还有短暂的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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