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又是一个星期日，魂牵梦绕的我想起了1972年12月25日，一个让我永远记住的日子。

那年的11月，我在凤山中学读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的高中只有两年学制，又是寒假毕业，离毕业还有两个月时，县里来人要从我们当中选拔教师，同学们议论开了，“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谁愿意干那个玩意？”没想到的是，考完试还没过两天的一个上午第三节课，教室门一开，随着全班眼光“唰”地移动，徐副校长站在外边喊，“李秉忠（那时我的“中”字下边还有“心”），你出来！”他把我领到朱校长办公室，两位校长通知我“经过县文教局考试和学校推荐，你们七个人被录用为人民教师了。”我的脑子不知是什么滋味，心想：就那个作文题目和那张数学卷子，我也没好好答啊，怎么就选中我了呢？“做好准备，明天你代表七个人到县文教局办理手续！”我马上说“我从来也没去过‘大阁（河北省丰宁县县城）’啊，怎么走？”“黄天芳老师明天去‘大阁’办事，你跟他去！”之后又告诉七个人都是谁就让我回去了。这时已是下课时分，教室里同学们嘁嘁喳喳正在议论，不知道李秉忠出了什么事被校长叫走了？索性我就告诉大家我当了老师，还有某某，同学们“嗷”地一下，说什么地都有……

第二天上午，我和黄老师来到车站，买了票上了“解放”牌客车，晃晃荡荡地走了差不多多半天时间，还没等我看够县城啥模样，就进了“县革委会”大院的第一排最后两间房，长得既清秀又干练的女人事干部赵老师，把一沓子材料和一个信封交给我，材料里是一些表格，信封里装着一沓钱，并正式通知我，“从12月25日开始，你们就应该正式地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了，虽然只多出来五天时间，但你们以后的工龄计算就可以多出来一年，每个月工资27元，这是你们每个人的半个月工资13元5角，你数好。”

回到凤山（家乡县里的第二大镇，出了个名人郭小川），跑着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先把13元5角，交到妈的手里，看到妈笑的合不拢嘴，我也高兴了起来。第二件事就是把其余六个同学叫出学校，特意领到我家的胡同口，郑重地给大家发了半个月的工资。

又过了没两天，我们7个人来到县城，文教局人事股干事徐化波老师，召集我们开办了怎么当小学老师的培训班。班上除了我们凤山中学的7个同学外，还有县城丰宁中学的13个同学，后来才知道，还有个叫“刘星”的女同学留在县中学当了音乐教师，不再参加我们的“小学教师培训”。整整一个月，我们住在“第三旅馆”，说是旅馆，最多也就是个“车店”，上课的内容是请几个有经验的小学老师上上课，去“大阁一小”听听课，然后我们20个“准小学教师”备课，轮流把其他19个作为“小学生”来试讲，再互相评论一番，当然谁也不服谁，只有一个权威，就是徐化波老师了。

快到春节了，我们的“岗前培训”也要结束了，大家都在嘁嘁喳喳，议论最多的就是将要分到什么地方教书。最后一天徐老师郑重地说王局长要来宣布分配，我好紧张啊，人家都说，刘星就是因为父亲是文教局副局长，所以没有参加培训就留在了丰宁中学，还有“某某”的父亲是哪个局长，肯定也错不了……等到王兴国副局长宣布时，第一个就叫到“李秉忠、朱伟光、李胜利、安立刚，西两间房公社”，我的脑袋瓜子一片空白。

回家过了年，二月中旬，我们四个共同搭乘了西两间房公社供销社的胶轮马车，头一天住在“东山神庙大车店”，东山神庙是石人沟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说是车店实际上是靠近公路的三间房子，两边是火炕，中间是饭厅和厨房，那个下午又是做饭又是烧水，火烧得太多了，我“傻”得没有经验，别人早早找了炕稍，给我只剩了个热炕头。开始我还没在意，但屁股底下“煲”得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翻身下了炕，找个水瓢舀了凉水，掀开炕席就要泼上去。“别动！”做饭的大师傅一步蹿下炕，我真的服他了，睡觉中居然听到了我舀水的声音，黑暗中还能一把夺过水瓢，“你要干什么？”“太热了，我降降温啊！”“找死啊，小祖宗，你不要命了，浇上去你就等着当馒头蒸吧！”

第二天昏昏沉沉地到了黑山嘴车店，我老早的就告诉做饭的师傅，少烧点柴做好饭就行了，这一夜算是睡了个好觉。第三天下午走进了“窄岭西沟”，看着左右的青山，身边的绿水，走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转过山湾“柳暗花明又一村”。踏进公社革委会院子，杨秘书迎了出来“欢迎啊，小伙子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也赶不上咱们窄岭西沟啊，咱们这嘎嗒，啥毛病都没有，就是‘二不扯子多点’。”潜台词实际上告诉我们，这里的文化太落后了。

在公社文教助理的组织下，又学习了五天，第六天的下午宣布“李胜利和安立刚留在社办中学，李秉忠和朱伟光到小营子中学”。我一夜未眠，盘算着“小营子”该是个啥样？清晨伴随着鸡叫，窗外有了踢踢踏踏的声音，“李老师，李老师，谁是李老师”，开始没在意，“李秉忠老师、朱伟光老师”，我这才搞清楚是在喊我和伟光。抬头看，是一个光头的小男孩，“我叫曲耀宗，是来接李老师和朱老师的”，我看看窗户底下已经拴了一头毛驴。

我们顺着山路穿过几个村子，走了差不多四五个小时，进了学校看到的是一个破旧的四合院，中间还有一道墙，墙那边的上下房和厢房是五个小型教室，厢房还住着一个五保户老太太。院这边上房住着一户军属，厢房住的是50多岁的两口子，女主人得的是精神病。下面的三间房中，外边的两间是我们七个老师的办公室和一个灶台，里边一间一铺炕，就成了我和伟光的宿舍。

我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开始了。说是小营子中学，实际上只有两个班，是上下四个生产队合办的，每班也就是三十个学生。另有小学三个班，一三年级、二四年级和五年级。中学是四个老师，负责人毕老师两口子是承德林业大学毕业的，他们、伟光和我四个人教中学，另有三个当地的老师教小学。我和伟光必须自己做饭，粮站远在20多里山路的大蓝营，每隔三个星期左右就得和生产队借一次毛驴去徒步买粮，哪里还有青菜，学生给我们送什么就做什么，一口锅做了饭再烧菜，多数时间没有菜也就搞口饭对付，许多时到同事家里打牙祭，乡亲们有好吃的也给我们送来，烧柴要和学生一道到山上割。伟光的父亲就是我母校凤山中学的朱校长，他母亲是教我政治课的王淑华老师，从小在家的生活比较优越，所以自然不爱做饭不会家务就爱学习。好在我从小妈妈给了我生活的常识，我和伟光从此相依为命，乃至后来有人戏称我是伟光的“媳妇”。那个时候公社开一次会，我就在得到通知的前两天作好准备，洗干净衣服刷干净鞋，并且用香皂洗一次头，到开会的那天早早的上路，中午休息时到供销社买牙膏牙刷和肥皂香皂，算是进了一趟“北京城”。当时我最大的心愿：什么时候把我调到公社中学教书就好了，天天能上“北京城”！

转眼到了秋假，我和伟光约了大营子小学的小杨和供销社的小徐，一起徒步穿越六十里的原始森林“云雾山”，到县城住了一宿，伟光的哥哥找了个汽车才回到凤山。和妈妈只呆了两个日夜，在妈的反对下我还是乘车到了承德，姐夫帮助我住进了医学院附属医院。在我幼年的时候患上了很严重的副鼻窦炎，说话的鼻音无法清楚流利的表达，只好借秋假的时机完成“治理”的使命。医生说必须手术，二姐说根据她的自己的经验，要从嘴唇和牙齿间切开翻上去，直到接近眼睛附近，把已经长死的骨头凿开一个洞，安上一个塑料的东西才算治好，好恐怖啊！我还是坚持做了手术，拆线后还是不行又做了一个鼻下甲肥大的切割才算了事。差不多耽搁了一个月，回到家也只陪妈妈一个晚上，妈摸着我的脸心疼得直掉眼泪。到了县城早上起来，刚过中秋的塞外竟下了一场没膝盖深的大雪。二哥劝我不要走了，我极力坚持，二嫂给我装了两块月饼和几个苹果，二哥陪我走过南辛营忧心忡忡的返回，我一个人进了山。刚刚手术后虽然年轻气盛，但好不容易爬上山后还是后悔了。山上的白毛风太厉害了，大雾隔几米就什么也看不见，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哪里还有路？到了山顶实在虚弱，又累又饿，掏出月饼想吃上几口，大风夹着雪花哪里能吃得下。一咬牙，继续走！真的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凭着感觉向前走，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叽里咕噜地往下滚，直到“嘭”地一下撞倒了大树上才爬起来，继续走！现在想想好不后怕，那个森林里不要说野兽，就是迷路也玩完了。之后的几年里，妈妈一直在骂二哥不疼弟弟，只有我知道二哥的苦衷。

那天摸着黑天回到小营子，跌跌撞撞推开门，伟光已经惊讶得差点认不出我来，天，我终于回来了！

又是一个春节，寒假过后回到公社集中学习，杨助理看我的眼神十分亲切，我感觉出了什么问题，社中的校长悄悄地告诉我有好事。后来杨助理说可能我要调走，这个消息传到了学校，学生们放了学总是找借口不愿意离开，有的男生就和我们挤在一铺炕上睡觉。调令来到了，初一和初二两个班近六十个同学，每个人都到代销点买了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都在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他们用一个纸箱装上，和我的行李一起被生产队的牛车送走。那个时候塑料皮的笔记本是多么珍贵呀，但在以后辗转搬家的岁月里连同我业余爱好的铅笔素描都遗失了，可惜了……

尽管我告诉同学们和乡亲们还要过两天才走，谁知等我一大早爬起来想悄悄离开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人了，乡亲们送出很远，学生们洒泪而别。我和伟光已经走出了八里路的大营子，后面还有熟悉的女生哭喊：“李老师，李老师，等等我！”小女孩叫刘亚茹，父亲是公社的林业助理，母亲有病卧床，还有个弟弟也需要她小小的年纪来支撑家务，我仅仅帮助了她几次功课，她跑上来喘吁吁地边哭边说：“才知道你要走，这是爸爸使过的一支钢笔，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再也止不住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当晚我和伟光住在黑山嘴中学，第二天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别，下午我自己来到新的工作地点，全县最大的一所公社中学——石人沟任副校长，1974年我刚满18岁，这一晚的煤油灯下，我在日记中郑重地写下了：为教育事业奋斗60年！

1972年至今，弹指间37年，我还有短暂的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