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的四月份转瞬就将过去，人们全国“两会”后具体动作的期待与日俱增，关注什么呢？无论什么，教育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热门话题。
教育部长履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或将公布，“均衡”的词汇自邯郸会以后使用了最高的频率，诸多的信号都反映了一个心声：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义务教育城乡差距，消除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强化重点学校带来的“择校”热！这一切，寄希望于按标准补齐校舍校园设备设施的差距，寄希望于公办学校公职人员能够均衡化的流动，国家开出的药方是“区域内”均衡。
二
“择校”可消除吗？消除“择校”等于教育公平吗？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美国上个世纪掀起的学校选择运动，是鼓励学区内的学生和家长选择另外的“特色”学校和民办学校，这样才会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需求，这与我国做法显然是相悖的。倒不一定美国的办法就是对的，各国有各国的差异。问题是：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消除“择校”能够让老百姓满意吗？
袁部长之前的两任教育部长最大的相同都是认真负责的干部，最大的不同：前一位不断地和最高决策层次反映：教育经费太少，欠了这么多的债，如果不给，巧妇难为无米炊；后一位不断地告诫下属：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非常重视教育，给的钱纵向上比较，已经很多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坚决制止乱收费！前两位部长都说得很对，做得也都很努力，但不同的思维方式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导向，给基层也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教育问题远比经济问题复杂，折射了个人、家庭、社会千变万化的需求，而当今情况下，又不具备基本满足的条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三
一个区域的教育，办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校长、局长。但当前这些人的工作环境，并不大好。
如果一个面临就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有两条路可选：公务员还是教师？首先目标当然是前者。为什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没有显现呢？不要说隐形收入，即使是公务员明码工资，教师也只不过“不低于”“相当于”，一个老师所承受的每个学生的负担，与公务员相比其劳动程度之强可想而知。而报酬实际呢？“绩效工资”还要有一部分经考核后才能得到。
如果一个老师，有两条路可选：老师还是校长？首选目标当然是后者。为什么为老师服务的却成了首选呢？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价值体现的最大值并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而校长是有很多机会的，老师无法比拟。
如果一个校长，有两条路可选：校长还是局长，当然是后者。选择谁来当校长远比亲自实践一个学校更具有挑战性。教育局长，有着比其他局长更不同的：同是公办学校，优质学位有限，“择校”盛行的时候，其他局长找教育局长办事全是私事，倒过了教育局长求人全是公事，显然，教育局长炙手可热！
但是我认为，当前的部门官员阶层中，教育局长是最难当的。一个家庭的宝贝疙瘩，享受的教育历程只有一次，有谁能输得起？都想找最好的老师来教，但是那些最优秀的一旦成为精英，不是选择公务员了，就是选择当校长了，自动留在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霍懋征式的老师又有几人？我们自己的孩子要找最好的老师来教，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旦成为了最优秀的人才，绝不会让他（她）从事教师职业！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造成了好教师寥若晨星的时代，现在怎么分配这有限的资源？
一个局长面对的是无数的要求，不要说领导、同事和朋友，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当前维权意识很强烈的时期，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公道的说法，对上对下都要有个交代。真是“一人难称百心意”，尤其是七、八月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但得罪的依然很多。
会有种种事情出现在不同学校，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每个孩子对家庭来说都是100%，社会上对老师的要求标准是“圣人”，但每个老师确实都是普通人，也具有普通人的需求，但在一个其他行业出现的事情，一旦出现在学校，顷刻之间会炒遍了世界。即使是民办学校，也绝不容许出问题，一旦出现，首先拿下的是教育局长。
四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结束了，回想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7年后恍如昨日。
4%教育经费的承诺当年是郑重的，今天再承诺依然郑重，但推迟了12年。
如果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载体，以2008年为例，在整个国家财政支出体系中占份额58.05%的中央财政，拿出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教育经费的15.56%，怎么实现？即使距2012年承诺只有两年的2010年度的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支出2159.9亿，也仅占中央整个预算支出的4.63%，靠这个比例还要达到GDP的4%，怎么可能？
如果对属于国家事务的义务教育，依然使用“分级办学分级负责支出”的方式，中央采取转移支付项目配比方式补助，结果必然是：掌握近60%支出的中央财政，没有责任也没有具体的项目支撑，所以2009年的实际教育支出仅占中央支出4.51%，也就不会达到全国教育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16.32%的比例。
如果不确定教育支出责任比例，全国4%教育经费就不可能达到？一个国家十年的教育发展战略性思考，我们如果仍然还在仅仅说一些老百姓期待的“应该做什么”，而不具体考虑和设计“能够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制度规范，即使这个纲要获得中央批准通过并颁布实施，十年后的结果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能过关吗？
全国期待着具体要怎么解决的是如下的几个难题：择校怎么解决，县域内均衡就等于均衡了？义务教育投入制度跟不上，均衡发展说说理想能实现吗？考试制度是必须存在的，面对升学竞争，课业负担怎么减下来？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在那里？城市化战略必然促使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户籍分配升学指标的管理体制下，仅仅一句“流入地政府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能解决吗？不仅大学，中小学也存在着行政化，“官本位”的管理制度和理念，如果去行政化的干部管理制度和学校要解决具体问题的模式不出台，我们仅仅在讨论要不要去除行政化倾向，有意义吗？
《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与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相比，与建国后、改革开放后出台的1985、1993、1999年三个文本相比，立意之高、语句之精、概括之准、体系之全，无与伦比！但许多人依然感觉到：改革就意味着“和过去不一样”，一个十年的科学性操作性强的规划，如果文本上见到的是过去使用过的频率很高的语言，缺少创新怎么称其为“改革”纲要？缺少具体操作性的“怎么干”，一旦出台，又如何让基层工作者怎么落实“要干什么”？怎么具体实践“要怎么干”？
也许，被认为是牢骚，也许，触动了不该触动的神经。但是，我个人认为：确实是2010年身处基层的教育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