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最早的“师道尊严”概念的建立,当属上幼儿园的那些混沌不清的日子。

重庆道上的“四友”幼儿园是四个朋友私家创办的,公私合营后改名为“春蕾”,那是我已经逃出那处灰砖院墙以后的事了。四友之一的老师是爸爸的朋友,女性,戴一副高度近视眼睛,身材娇小,相貌比妈妈丑得多,言语行端,温文而雅,爸爸尊称她为先生。我不懂,为甚麽女性也会被称为先生,印象中只有男人才用这种称谓。后来问过爸爸,说是有学问的女性也应称为先生,我想:妈妈肯定是没学问,否则怎麽没人称呼她作先生?

三岁的时候,妈妈找到一份缝纫社的工作,不能每天再带着我,于是我也就找到了我的第一间私塾,就是这处“四友”幼儿园。先生是董事之一,院子里很少见到她的影子,只有入学那天,见到她和颜悦色地和爸爸妈妈寒暄,并且几次试图从妈妈的怀里抱走我。这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但我并不喜欢她,大约是因为她最后几乎是抢夺一般地从妈妈那里掠走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

班里的老师姓庞,也是女性,细高条的个子,像马一样的长脸上挂着两个高高的颧骨,一头稀疏的头发也像颧骨一样高耸着,古怪地盘在头顶上,不像妈妈的头发轻轻地垂在肩头。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走路也很快,常常突然地就出现在你的眼前,把你吓了一跳。也许天生就不喜欢睡午觉,也许是这幼儿园里的空气太稀薄,每到睡午觉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呼吸困难。紧闭着眼睛躺在那里,耳边听着别的小朋友那种佯装熟睡,反而更加急促的呼吸,百般煎熬的忍受着漫长的午睡清规。老师手里的鸡毛掸子,轻敲着门框,那声音很是恐怖,在这恐怖的声音里,我被剥夺了自由,也曾经因为不睡午觉,被这位老师用鸡毛掸子打过屁股。

因此,我不喜欢这个老师,不喜欢鸡毛掸子,也不喜欢这个还要睡午觉的幼儿园。

 

要上小学了,爸爸带着我到黄家花园的大业书店买了书包,铅笔盒和铅笔。路过长沙路小学时,看着那扇漆成红色的门,我心里有些紧张,不知道那里的老师是甚麽样子?

真正意义上的老师是一年级的班主任。也是女性,姓蒋,讳麟书。那相貌很像妈妈,像妈妈一样和蔼可亲,却比妈妈有文化,有风度。蒋老师是市级优秀教师,教我语文,我认识的第一个字就是蒋老师教会的。第一次看见站在教室门口的蒋老师,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而这种亲切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今天。

时值五十年代末,印度反华势力在新德里街头上贴出巨幅漫画:***赤裸着身子,从喜马拉雅北麓向南麓行进,身后留下一串熊的血色脚印。热爱自己领袖的中国人被激怒了,全国各地都在集会示威,我上学的小学校里也召开声讨大会。

老师安排我做一年级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发言稿的内容是:“我代表一年级小朋友提出抗议,抗议印度扩张主义份子侮辱我们敬爱的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人,绝不许别人来侮辱。”一共54个字,我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整整背了两个小时,紧张的上了两次厕所。轮到我发言时,是老师拉着我的手,把我送上领操台。我心里一片茫然,终于背完了这几句话,扭头向台下跑去,眼前见到的是老师那慈祥的笑脸,和那向我伸出的丰腴的双臂。

老师只把我教到二年级,在最后的那段时间里,在成都道民航小学的操场上,在那个燃着篝火的夜晚,老师把红领巾戴在我的脖子上。不久以后我被选为班里的中队委,负责每周出壁报,也俨然成了班里的山水人物。

混混沌沌的小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这以后的很长日子里,我没有再见到过老师,也没有再想到应该回母校去看望我的启蒙师尊。大学毕业后的一天,我和朋友到起士林餐厅摆谱,意外的发现餐厅的一偶坐着老师和她的先生。我走近那张餐桌,眼前的老师已是两鬓飘霜,我老师行了鞠躬礼,听见老师脱口叫出我名字的那一刹那间,我的眼睛里有了一种酸酸的感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几乎没有吃甚麽东西,始终悄望着那张餐桌,望着那一头的白发。

老师用完餐,起身离去。我习惯的站起身来,虔诚地目送着老师的身影走向那楼梯口,那一瞬间,我看见老师慢慢地回转身,向我投来的目光依旧那麽慈祥,那麽可亲,就像望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一样。

老师抬起手,向着肃然站立的我,把手轻轻地向下按了按,似乎是告别,也似乎是告诉我可以坐下了,那神态就像在长沙路小学的课堂上一样。

 

三年级时的老师是谷中石老师,他是三姐中学同学谷中玉的哥哥。老师的家庭应该算是书香门第,单从这两个不俗的名字中,就可以触摸到那种文化的气息。

老师教我算术,也许是我糊涂,也许他讲的就糊涂,反正我总是搞不清那些乱七八糟的计算。老师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性格有些乖僻,脾气也大的很。当时班里的那些所谓的坏学生,田勇,王存美,李庚铎,李庚宏都怕他,也都恨他。

老师的颧骨很高,在家里又排行第四,于是被田勇送了个外号:四鼓,意思是说他的颧骨鼓的不同寻常。

老师有一支西洋乐的铜笛,很是珍爱,总是带在身上,哪怕是上算术课时也不例外。终于有一天,老师突然来了兴致,在讲完了当天的课以后,为我们全班学生吹起了那支西洋短笛。我想,他吹得并不太好,远不如音老师穆竹鸣的水平,但我们还是听的如痴如醉。是啊,一向脸色铁青的老师,突然变得可亲起来,那一时间教室里的风都和煦了许多。

老师也喜欢打几下篮球,只是那动作多有夸张之嫌,投篮也很少投进,比起体育老师朱同的球技,那是差得很多了。

老师喜欢穿毛蓝色的中式褂罩,似乎一年四季都是这一种装束。冬天戴一顶俗称茶壶套的罗宋帽,遇到有风的天气,便把原本折叠几层的帽子拉下来,把永远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分头,藏进那烟色的帽子里,只从那道不宽的缝隙中露眼睛,眼睛很英俊,透出一种智慧的光。

老师的身上有很多近似国粹的东西,很刻板,也很另类。在全校老师的群体中,显得有些古怪,喜欢争论,喜欢与众不同。常听见老师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那声音尖利刺耳,雄辩也显得鹤立鸡群。像家庭妇女模样的老师们都不喜欢他,背后常常嘲笑他的行为和言谈。在学校里,在老师们中间,老师的口碑不很好。

文革期间,我们几个坏学生突然心血来潮,结伴去重庆道三益里谷老师的家里看望老师。来开门的老师神色显得有些紧张,那个年代有学生找上门来,多是抄家批斗之类的坏事,老师也不能免俗的误解了我们的来意。看着我们必恭必敬的样子,老师渐渐恢复了常态,往日的自信和潇洒又油然地浮出形骸,谈吐也符合了师生之仪。席间,我们请教老师能否再为我们吹一吹那支短笛,老师似乎被甚麽东西感动了,他的脸色突然泛出红晕。老师努力地定了一下神,再次恢复了以往的矜持,从博古架上拿下那支银色的西洋铜笛,轻轻地放到唇边。他吹得仍然不算好,仍然没有音老师那种水平,但那笛声却是我们熟悉的。

我们辞别了老师,老师执意送我们出了门,又送出了胡同,又送出好远好远。

从民园体育场探照灯架子那边斜抹过来的一缕夕阳下,老师依恋的站在便道边上,望着这几个旧日的坏学生渐渐远去。我们几个旧日的坏学生也频频回首,一次一次地回望着我们上学时并不是很喜欢的老师——谷中石。

 

四年级又换了班主任老师,这是一位女老师,姓李,名字已失忆。

自从四年级一开学,老师就莫名其妙的不喜欢我。我想,我可能至死也不知道是甚麽原因。上课不停的做小动作,不认真听讲,功课写的潦草,这些也许是李老师不喜欢我的原因吧。

我上课时的座位紧靠窗户,书桌上几乎多半天都有阳光。我用硬纸片和大头针做了一个日晷放在窗台上,又在每节课的上下课打铃的那一瞬间,把阳光下直竖着的大头针阴影的位置刻在硬纸片上。几经调整,终于能够提前两三秒钟,预料到楼道里提示上下课的电铃即将敲响,而尤为准确的当然是敲下课铃的时间。

从家里找一个旧的自行车铃铛盖子,用铅笔尖顶着里面的螺丝孔,把它飞快地旋转起来,用铅笔刀轻碰铃铛盖的缘,便会发出酷似下课电铃的连续声响,只是那声音稍嫌小一些。前后相邻的几个同学都知道我有了这个能预测下课时间的东西,总是在快下课的时候回头回脑地用目光询问我怎麽还没到点?我紧盯着那具中国古代科学家发明的,而眼下被我仿制出来的记时器,注视着那阳光在硬纸盘片上的移动,期待着那一线大头针的阴影与标明下课时间的刻度相吻。然后如期地转动铃铛盖,用铅笔刀的碰击,发出我们共同期待的几乎与楼道里的电铃同步发出的那一鸣铃声。

百密终有一疏,因为根本不了解日晷和阳光和时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中国的节气随时调整倾斜角度,才能得到一个近似的时间值。终于在不久后的一天,我的铃声早了几秒钟响了起来,而且最不幸的是恰恰被老师听见了。留校,请家长是必然的惩戒,被似乎丢了很大面子的爸爸领回家后的那顿鞭闼之责在所难免。于是,我和李老师间的怨毒悠然加深。

老师有一个儿子,不上幼儿园,常常在李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候,独自在操场上玩。他也经常爬在我们一楼教室的窗户上,向里边张望,看他的老师妈妈给学生上课。那天有风,门与窗之间的空气对流,让我身边的那扇窗户忽闪忽闪地快要刮开了。我伸手想拉住那扇窗户的插销,把它关严。也许是这孩子命中有此一劫,也许是我命中有此一劫,那扇窗户非但没被我拉住,反而被从楼道里吹来的过堂风一下子吹得大开。这可怜的孩子脑门上被窗户撞了一个包,后脑勺又被坚硬的砖地磕了一个包。

老师把御状告到了教导处的陈老太太那里,声泪俱下的一定要求给我记大过处分。陈主任向我了解情况的时间没有超过十分钟,解劝李老师的时间大约有两个来小时。自此以后,老师在给我们班上课时,眼前视我如无物。哪怕是我举手想回答问题的时候,那冷冷的眼光也会带着那种手刃仇人的意味,从我的脸上一扫而过,那眼光让九岁的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绝望。

我每天都在盼着四年级快一点结束,我盼着五年级的时候能换一位新的老师。

我的状况每时俱下,期末选举中队委的时候,我几乎落选,同学们似乎也和李老师一样忘记了还有我这个人。如果不是中队长郑文齐在最后的时间突然提到我的名字,而举手投票时,还能记起我的同学依然超过了多半数的话,我的宦途大概就从此夭折了。

老师鼓励我的话是:哼,我看你也就是再当最后一年了。

 

五年级和六年级的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能记住的是一位姓石,一位姓王。我老师的距离似乎愈来愈远,考试的成绩也降至最低点,我厌学了。

整整两年时间,我只记住了一位给我们班代课的孙德文老师。

老师是位年过六十的男老师,只教过我们两个星期,四节作文课。老师没有给我们这些最不喜欢作文课的小学生安排那些总是让你去编造谎言的作文题目,也没有引导你如何把一件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写成一篇足够你念上半个小时的烂文章。

老师左手托着一本半旧的书,一本小说,迈着学者那样的四方步,在座位间的走道上踽踽而行。那悠扬顿挫的声音,那极具穿透力的富有感染性的声音,从他那胸腔里喷萌出来,在这间教室里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这些像小鱼一样的孩子轻柔地拢在这张初次体验的神奇的网窝里。教室里寂静的真可以听到一根绣花针落地的声响,所有的同学,也是所有的十一岁的孩子们,停下了一切永远带着自己个性的动作和思维,如痴如醉地随着老师的朗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文学世界。

老师读的是一篇中篇小说《给我一匹好战马》,是一位骑兵战士和他的坐骑间的情感故事。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文学作品,直至今日它还是我记忆中最好的。这篇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白骏马》,我觉得原著比电影要好得多,生动得多,就像《廊桥遗梦》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电影剧本一样,永远缺少原作的那种无以伦比的魅力。

四个星期的代课结束了,老师要回到别的班去了。我们的那种依恋溢于言表,甚至童言无忌的提出想让老师永远给我们代课,我们已经忘了我们班的班主任王师就是教授我们语文和作文的任教老师。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班的同学总要在下课的时候,跑到隔壁的三班去,去看看神情严厉的老师,去问问他甚麽时候还能给我们代课。每当这个时候,看似严厉的老师总是轻轻地用手摸一下离他最近的同学的头,把那深情的,真是一种无限深情的目光留在我们这些不懂世故的孩子们的身上,轻轻地摇摇手,一言不语地从我们的包围圈中逸出。和那捧在手里的蓝黑色教案夹,还有那盒白色的粉笔一同离开我们,带着他的与众不同,走进那间摆放着十数个完全雷同的办公桌椅的教师办公室。

这肯定不是我第一次上作文课,但却肯定是我第一次领会到文学竟然具有如此无法抗拒的感染力,竟然能像“佛无净土”的教理那样,在那瞬间便超度了所有的童心,而且无论你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

这四节课,是我一生中上过的唯一的,让我感动的作文课。

 

要考中学了,我的成绩已经无法上那些爸爸一向认可的男一中和耀华中学,甚至连二十一中和六十一中都已经难望颈背。

我莫名其妙地上了第五志愿的五十五中学,而且是扩招后组建的分校。这分校是在远离总校四五百米的天津大学的一栋两层楼房里授课,董乃屏老师是我的初一班主任。上学的第一天,我就被老师指定为中队委。这也许是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我还能保持住左臂上的两道杠符号,于是便世袭罔替了中队委的身份。

老师很喜欢我,用班里的同学五十岁以后聚会时的话说:老师几乎拿我当成儿子看待。然而,小学时产生的厌学情绪是带着巨大惯性的,或者那时侯的我虽是出身贫寒,却也娇生惯养的不成样子,于是大脑半球的开发稍晚于同龄孩子。不论甚麽借口或是原因,中学时候的我已经无心读书,已经从心里放弃了把书读好的争强好胜的那种廉耻感。

天津大学的校园里,有着让我充分暴露顽劣天性的无数诱惑。卫津河两岸的垂柳,和平湖和青年湖里掀起涟漪的游鱼和水蚤,芦苇和野草里的阵阵蛙鸣,柳荫里的声声雀啼,还有那种因为上学的路需要走多半个小时,不但可以买汽车月票,还要带着中午饭的那种向往中的离家出走的感觉,都让我兴奋不已。

学,自然还要上。中队委的身份暂时蒙蔽了老师们的鉴别力,我被指定成了几何科代表。老师教的物理课,我还有些灵气。黄海老师的几何课,我在勾三股四弦五之后,渐渐陷入呆傻状态。唐可倩老师的英格利氏,我如读天书。王佩珍老师的代数课,我始终没能背下那些简单的代数公式。印尼华侨罗新民老师的自然课,我学的津津有味,认识了太平洋上的岛国和热带雨林。李秉均老师的地理课,我几乎可以倒背如流。陈珍老师的语文课,我只喜欢古文和诗词。体育课大家都爱上,天津大学那片在我们眼里几乎是广阔无垠的操场,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天大”,那是我们这些精力过剩的大孩子们的“天堂”。

陈珍老师是南方人,是新加坡归侨,经常自嘲讲不好北方话。其实我觉得她不但讲不好北方话,也讲不好中文课。文言文《卖炭翁》中的:“……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这句话老师用那种比她的英语要生疏得多的南方汉语,始终也排列不出一种经得起推敲的清释。老师真是可爱的很,也坦诚的很。她站在那个显示无上师尊的讲台上,真诚地,毫不躲闪地征求她的学生中谁能够解释清楚这句话。

一阵面面相嘘的冷场,没有人回应,只有我举起了手。

我站在那个下课时永远站在上面打斗,上课时绝少有身份登临的讲台上,在黑板上写出:“……一夜过来,城外下了一尺厚的雪。拂晓的时候,驾御着炭车,碾压在冰冻的车辙印上。” 语文课出风头何止一次,但也仅限于古文。《石壕吏》中:“……天明登前程,独与老翁别。”老师讲不出老妪何在?有人提问,老师有些茫然。我被允替释:“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尤得备晨炊。”老妪已随“吏呼一何怒”的吏去了河阳服徭役,因此杜诗圣天明时才“独与老翁别”。风头出尽,瞬间便得到老师的垂青,老师竟然要我做她的语文科代表。在知道我已身兼几何科代表时,扼腕良久而终于作罢。

也许就是天生对古文尤为偏爱的那点灵光一现,也许像下肢残疾的人,上肢就格外发达的原因一样,中学时的我,在兴趣与非兴趣的路口上严重的偏科了。

尽管喜欢上语文课,但却不喜欢习作。空空如也的脑子里根本编不出故事来,甚至连陈珍老师在语文课上讲的语法修辞,主题思想,段落大意的那些基本法则,也无法挤进我写得那些连自己都脸红的习作里,我中学时代的作文写得真是操蛋极了。

初一年级下半学期时,语文课换了一位姓孙的女老师。文章写得低劣,是中国读书人之大忌,也是语老师鉴赏一个学生的传统依据。于是,我又成了让老师失望的差生。作文总是勉强及格,从来没有得过“优”或是“良”,作文本上几乎千篇一律地标定“中”或是“中下”。老师出的作文题目都是我没词可写的那些刻板的题例,我这个乱七八糟脑子里装的根本不是这些东西,写不出来让老师满意的东西,那简直是太正常的事了。

期中考试前,我从大姐的习作中挑出一篇文章,说是浏览参照,还不如说是死记硬背的为了应付考试。大姐是全市中学生习作选的寻常叩门者,有很多篇习作选入高中生的范文集粹。其中成名之作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剽窃的是没有入围的一篇小品:《最敬爱的人》。考试时大抄一通,被临座同学邢春来看见,冲着我诡秘地笑了笑,我也冲他挤挤眼睛,心照不宣的混过了考试。

发卷子了,惟独没有我的卷子和成绩。忐忑之下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肃立办公桌前,望着摊在老师桌面上的那张没有分数和批语的卷子,心理上做好宁死不招的准备。老师问话突然而直白:“是你自己写的吗?”那脸上的嘲弄而且略带不屑的表情让我心中不快。心虚而气正地予以肯定,使得老师很不情愿的在卷子右上角批上了一个红色的“优”字。

这是我中学作文中唯一的一次优等,也是空前,最可怜也是绝后的一次优等。

抄袭当然可鄙,老师即使是有端的怀疑也让我感到一种感情上的不可亲近。孔子尚曰:“有教无类,”佛祖自吟:“一阐提人皆可成佛,”而时下老师何以独蔑吾乎?烦恼!烦恼!

 

各门功课每况日下,踢球打弹的能耐每日俱进。

晚自习时,把从天大操场上逮来的油克郎后腿上栓上棉线,缀一纸条,任其从课桌上腾然起飞,绕着两个日光灯管间飞出美丽的8字轨迹。

用河边垂柳上的细韧枝条,栓上蚂蚱,钓一大堆蛤蟆,放生到教室里,任其驰骋于课桌之间,笤帚畚箕之后。教室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喝水的水碗底上颠上黄泥,两匹蟋蟀在里面咬的如火如荼。胜者振翅鸣威,满室同窗哗然,哄声顿起。

和平湖里抓来的小王八,一汪清水养在课桌里,每日还要从午饭里省出喂它的食。淅淅簌簌的爬行声,惹得老师们总是侧耳寻找那声音的来源。

奶奶每天给的一毛钱,买一包当时称做酱油瓜子的黑西瓜籽,趁老师回头板书之隙,磕上一粒,慢慢地体味那咸香的味道。嘴,当然不敢有大动作,那极文雅的吃像倒也成就了一包瓜子能吃一整天的记录。意识到同座同学有卖放的企图,又事先把书桌里边的三层板掰下一小块,磕成碎屑,堆放在书桌里。终于被出卖时,以三层板碎屑示老师,非但无恙,反而喜听老师耻内奸同学的一顿奚落言语。快哉!快哉!

初二年级,班主任换成冷杰甫老师。班委换届,我的左臂上少了一道杠,中队委退化成小队长。戴惯了中级职称的标识,绝不耻于初级职称,恼羞成怒地把一道杠的符号扔到和平湖里。又逢逆风,符号刮回岸边,曾经状告我上课吃瓜子的同窗杨泽良拣起,交与老师冷杰甫,被当场任命,并佩带之。

我的官运宦途从此脉绝气断,至今泱泱积年五十有几矣。

如是种种,我的德智体全面败退,初二期中考试英格利氏32分,代数34分。一星期后补考,同案者惟一人:全班最差的同窗,岳津宝是也。补考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监考老师三人,没法抄袭,心里也认为他还不如我,也没得可抄。

补考成绩单发下:英格利氏30分,代数32分,每门各降2分,真逆水行舟也。

留级,降班迫在眉睫。家父的惩戒,颤颤于心,先痛于股。一时间,我只觉得天昏地暗,连走路都没了精神,天大操场也无心去了。

天不绝人,佛主慈悲。不想刚过了不几天,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让我感激万分的是以后不用上课,都搞文化大革命了。我靠,真幸福,这是一场救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革命。阿门!

 

无休止的批判会,满墙贴的都是没有一笔好字,逻辑混乱,内容空洞的大字报。班里的红卫兵抢占老师的办公室作为兵团总部。老师们无处可去,也不想离开素日里教书育人的办公室。红卫兵喝问:你到底听谁的?教音乐的王铿老师仰天长啸:我们听真理的!!!一种震撼,一种被老师的良知感染了的震撼,让我从这一天起,知道了什么是学子情感里真正的师尊。

我的学业,已经离开了这个不再教我读书,不再罚我补考,也不再对我有意义的母校校园。

真正的老师们也离我远去,没有机会听老师们讲那些我不喜欢的功课了。原本特别不愿意进的分校二楼的那间教室也成了红卫兵战斗队的盘踞地,满屋子的桌椅板凳拼成床铺,垫上一沓一沓的土黄色的大字报纸,几床脏西西的棉被,杂乱地扔在那,教室成了夜里守卫革命阵地的哨所。

不知从甚麽时候起,学校里多了一些几乎是文盲的“老师”,授课的内容是跳“忠”字舞,吃忆苦饭,泪流满面地讲渡荒时如何艰难,如何挨饿。逻辑混乱,内容枯燥的讲话,一天天地重复着,继而幻化成贴得满墙的大字报,如同檄文圣旨一样不可侵犯。隔不多久,总有一个或是几个犯了天条的老师和同学被突如其来地揪上台去,先行批斗,例数罪状,然后关进牛棚。

王佩珍老师被揪斗,黄海老师进了牛棚,罗新民、陈珍老师被勒令交代里通外国的问题,董乃萍老师,李秉均老师,唐可倩老师均被抄了家。

只有冷杰甫出身贫农,带着一条红袖章和一脑袋的农民意识,加入了革委会。

师道的尊严荡然无存,而学道的谦恭也一起荡然消遁了。师生间没有了交流,没有了问候,也没有了中国人五千年来所执的师生礼仪。楼前的砖台阶上站了一溜被批斗的老师,郭临渝老师,郭可慈老师,李文科老师,王佩珍老师,还有曾经仰天长啸的音乐王老师都毫无尊严地站在旧日弟子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接受着文化革命式的顶礼膜拜。

一桶浆糊,一大瓶墨汁从二楼的窗户里倾倒而出,把几位老师染成黑黄混杂的颜色。这是他们曾经的弟子对他们多年来启蒙教育的功德回报,这种“投桃报李”的场面,这种“下自成蹊”的因果,是智慧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三千年前无论如何也难预料的。

下乡后的第二年春节间,几个同学相约回母校探望。在学校门前偶遇已经被红卫兵虐残一只眼睛的郭临渝老师。老师清瘐的脸上渺然一目,那只毫无生气的义眼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茫然的前方,像是一嶙永远铭镂着那场劫难的碑文。

我们走远了,回头望望还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的郭临渝老师,那一时间,心是难言的酸楚。礼崩乐坏,三纲颠倒,我们只不过是荒废了学业,而我们的老师们却失掉了三千年的尊严,失掉了本应由读书人撰写的天下文章。

 

下乡,原本是接受再教育。师者,广大贫下中农是也。

我渐渐学会了地里的一切农活,耕地时从牵牲口到点种。耪地时从跟不上趟到终于打了头。秋收时节,从割庄稼到打场扬场。近冬时分,从打羊草到起粪倒粪。隆冬时参加专业队,扛石头垒墙,修大寨田和农田基本建设。我学会了赶大车,开柴油机,磨米机和磨面机。也学会了喂猪和给得病的猪打土霉素和四环素。学会了给猪接生,学会了做豆腐和粉条。

没有人特意授课,也没有人像原来的那些老师一样,由浅入深地给我讲道理。一切都是身教多于言传,一切都在模仿中渐渐掌握,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而必须去掌握的基本技能。

为了不再找经济上也很窘迫的家里要钱,我学会了计算每年必须挣出多少工分才够得上那一年30元的口粮款。为了暂避饥饿,我学会了贴棒子面饼子,学会熬土豆和脚瓜。为了还能让原本破旧的衣服,基本囫囵地罩住身体,我学会了给衣服打满五颜六色的补丁。为了不在塞北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学会了拆洗棉被和棉裤棉袄。

我也学会了偷队里的东西,偷那一切可以入口充饥的碳水化合物。偷公社食堂的饭碗和筷子,偷大队养猪场的猪。也学会了把偷来的青苞米放进柴油机滚热的排气管里,片刻之后猛然加油,看着那已经烤熟的还带浓重柴油气味的青苞米,冲出排气管,腾空而起。我学会了在夜深人静时,翻山越岭地去偷临队的苹果。我也学会了上东大山偷砍原始森林里的山杨树,在没有星光的夜里,走那条通常没人走的小路,偷偷潜过山神庙卡子口,在驻曹营黑市上换成钱,买几斤油炸饼充饥。

我也学会了赌博。大队书记,队长和民兵连长和我在那盏昏如萤豆的煤油灯下,通宵达旦的赌那几张扑克牌。赢了钱就到代销点买午餐肉罐头解谗,输了钱就沿途偷苞米土豆子,聊解今后几天的无米之炊。

这些都不是学业,都不是旧日的老教授的知识,仅仅是体现生存本能的某种技能。这些行为违悖了至圣先师“非礼勿为”的教条,也绝不是我的那些受业老师所希望的。然而,却是我生存的必须,是这片山乡僻壤间的承担着对我们实施再教育责任的贫下中老师潜授给我的生存本领。

以往的老师教我认识每个字,教我计算每道题,教我从书上认识世界。山里人教我自食其力,教我忍饥耐劳,教我顽强地生存下去。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师道,在我的心里同样尊严。前人的墨迹,现实中的经历,都蕴藏着那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当你不再为生存担忧的时候,你可以花间月下,雅歌清谈。当你面对着饥饿寒冷和生存的窘迫时,你必须放弃某些原则和理念,把已读过的书中的酸气尘封起来。

同样是“穿林打叶声”,同样是“草下豆苗稀”,吟颂的时候和经历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永不相同的。同样的师道尊严,也许只有在回忆中方显得格外凄切。当年的老师们很多已经作古了,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常常让我在心里强烈地感触到那种难以忘怀的师道尊严。


:2009-6-25 0:1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