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顺利的入了户口，并按爸爸的愿望，转入了承德一中，感谢伯父伯母，给了我一个栖身之地。

伯父是爸爸的大哥，爷爷去世早，长兄如父，伯父一直深受弟妹的尊敬和爱戴，早年，伯父曾经有一位妻子，在她十八岁时死于难产，二十岁的伯父在伯母的坟前，守了两天两夜，用一双手把坟拍了很大好大，然后，迎着黄沙，头顶落日，去了草原。解放后，爸爸妈妈在承德安家，把奶奶从内蒙老家接过来，爸爸妈妈多次写信，伯父才来到承德，从此，伯父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伯父性格内向、腼腆，开朗活泼的妈妈每天都大哥大哥的叫，妈妈告诉伯父，不要把我当弟妹，我就是你亲妹妹。我三岁之前，是在伯父的肩上长大的，姑姑告诉我，我小时候都在重复一句话“我找你大爷去”。结果真的就找你大爷来了，其实我只是搞不懂你和我之分。似乎我和伯父的父女情缘早已注定。

爸爸想安排伯父去公安局工作，伯父坚决不同意，他不愿意给爸爸增添麻烦，更不想利用爸爸的职权。他对爸爸说“自食其力，学门手艺吧”。后来，伯父学了烹饪，去了一所学校，做了一名厨师。在他三十几岁时和现在的伯母结婚，有了弟弟妹妹。

伯父靠他每月48.50的微薄工资，养活全家四口，又多了我张嘴。当时学校已经停课，我在家照顾三岁的妹妹，伯母在外贸做临时工，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伯父回到家，他虽然不怎么讲话，可是，从他那关切的目光，我感觉到那深沉的父爱。记得有一次我扁桃体发炎，连续一星期不能吃饭，伯父每天两次跑回家，亲手给我冲了杏仁露，看着我喝下。自从姥姥过世，我从来没有尝到这种温暖，从那时起，我从心里就把伯父当成父亲了。

可是，我也会想家，想爸爸。夜晚，躺在床上，数着天上的星星，我会彻夜未眠；白天我会常常晕倒，有人说我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其实，我生活的能力确实很差，看妹妹看的直哭，我和妹妹一起哭，做饭不是生就是糊，如果在爸爸家，早就一顿暴打，伯母也生气，可是碍于伯父的面子，说几句也就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伯母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是我，面对别人的孩子，我也有烦的时候。

一九六八年，学校开始复课，就在我们如饥似渴的学习文化知识，一场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开始了。我，即使离开家乡，到了伯父这个地地道道的工人家庭，我还是逃脱不了走资派子女的命运，我还是要光荣下乡。伯母想不通，找到军管会，说明了我家的具体情况，学校说，因为我父亲是走资派，所以我必须下乡，否则，红卫兵要去辽宁抄家，伯父毫不犹豫的同意我下乡上坝。看到伯父家的家境，我不忍心再给这个家增添任何负担。背着伯父伯母，给继母写了信，告诉她我要下乡了，希望她能把我的行李和箱子寄来。继母不但没有寄来我存放她那里的东西，反而来信大骂。有一句令我终身难忘，“你爸还妄想你考医科大，我看你只配当个农民的老婆”。这句话，成了我人生的动力，在我感到熬不下去的时候，想起这句话，我几次的挺过来了。

伯父看了信，气得发抖。伯母说“争口气，到农村好好干，说啥也不当农民的老婆”。就这样，伯父伯母为我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在1969年1月，记得那天是腊八，我同其他12名承德一中的68届初中毕业生，来到了坝上草原，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那天，伯母和弟弟送我，伯父没来，我知道，他忍受不了离别的场面。

从我下乡起，伯父每个月都会写信给我，鼓励我，我也会把我在农村的感受讲给他。记得伯父写给我最多的话是，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苦能磨练人的意志，苦难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伯父的鼓励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他对我下了死命令:坚决不许在下乡期间谈恋爱，看来继母的赌咒对伯父的伤害极大，可是有一天，我恋爱了，对方是一位用当时的话说“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子女”。我必须告诉伯父，因为他是我心中的父亲呀！信寄走了，我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伯父的宣判。十几天后，我盼来了伯父连续发来的三份电报，内容一样:速回家。

回到家，伯母和弟弟妹妹都借故躲了出去，我就像一个受审的犯人，等待伯父的大声斥责，伯父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拼命抽烟，我怕极了。忽然，我看见伯父哭了，他缓缓的告诉我，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就要对你负全部的责任。你父亲虽然现在受了触及，可是，这是暂时的，你父亲一定会有平反的时候，如果你找了出身不好的，你就永远没有抽调的机会，你就会在农村呆一辈子，而且，你将来的子子孙孙都是地主，你永远也翻不了身了，我等着你回来，我不容许你留着农村，不然，我对不起你去世的妈。面对伯父那种博大的父爱，我除了感动，还能说什么？我了断了我仅仅几个月的初恋。

我不后悔，我得到了受益终生的父爱。从此伯父对我将来的婚姻提出来如下要求：1、必须出身好，最好是工农子弟，他老人家不愿让我再受任何牵连；2、脾气好，性格好，他不想让我再受任何委屈；3、身体好，他希望我将来有个依靠，他说他希望我一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平平安安。伯父的一番肺腑之言，让我感觉到了父爱如此温暖。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下乡时，我身高1.67米，体重仅仅只有40公斤，老乡亲切的叫我三级风，言外之意有三级风就能把我刮倒。我在生产队只能挣小孩工分，一年下来，我仅仅只是挣回了口粮，就没有回家的路费了，我坚持几年不回家，听伯母说，在我下乡期间，伯父一个人抽烟，一坐就半宿，特别是知青开始抽调，我因为父亲的问题，迟迟抽不上来，伯父着急上火，开始一夜夜的牙疼，刚刚50岁，牙齿就全拔光了。

1974年，我终于作为一名可教育好的子女，离开了坝上，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伯父那么高兴，亲自动手为我包了饺子。在1974年的国庆节，打发弟弟骑着自行车接我回家，去了照相馆，照了唯一的一次全家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