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锣鼓声中，又一道最高指示使渤海之滨的大城市沸腾了。 

报完名，走出学校，我沿着繁华的和平路慢慢往家走去。清冷的风吹醒了乱哄哄的头脑，刚才慷慨激昂积极报名的热情渐渐冷却，而离家越近，越有些胆怯了。 

怎么把报名的事情告诉妈妈呢？我这才感到为难了。 

我是妈妈疼爱的孩子，妈妈常年重病卧床，家中没有女孩子，我是操持家务的支柱，妈妈能经受住我出走带来的刺激吗？ 

我极力放慢脚步，还绕了一小段路，回家的路还是显得那样短...... 

我默默地坐在妈妈的床前，端详着妈妈苍白的发和憔悴的脸，实在没有勇气把去围场插队的事说出口。 

“我刚吃了药，今天觉得好多了。”妈妈平静地说。 

当我结结巴巴吞吞吐吐说完报名的事，不仅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更紧张害怕。我怕妈妈的反应。 

屋子里很静，只有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嘶嘶的声响。 

妈妈哭了。先是抽泣了几下，既而放声大哭了。整个身子在抖动，一绺花白的头发散乱下来，遮住了妈妈的脸。 

我傻傻地站着，不知该怎样安慰，也不知该干什么，直到妈妈剧烈的咳嗽，吐出了药水，我才慌乱地为妈妈捶背，顺手扯过毛巾，擦着妈妈的眼泪。 

傍晚，家里的人陆续都回来了，也知道了我离津的消息。 

我的出走是家庭的大事。爸爸从厂子里借了许多钱，给我买了许多日用品；哥哥一下班就为我钉箱子、整理行装；姨妈和表姐也来了，住在我家，为我赶做被褥。 

我拿着学校证明来到派出所，户籍民警熟练而麻木地办着手续，“哧”地一下，户口簿上我的那一页被扯掉了，我心里一紧，我明白，这就宣告了我18年天津生活的结束。 

离家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家里的人都躺下了，屋子里静静的，墙上的老挂钟滴答作响，声音格外清脆。 

我躺在木阁楼上，双手托着脑后，眼睛睁得大大的，出神地望着屋顶。 

真地要走了？要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亲人？太多太多的牵挂，太多太多的难舍难分。以前的平淡生活，显得那样珍贵，我回忆着那一件件往事..... 

围场？这个陌生的地方将是我一生的落脚地？记得报名前，我在地图上河北省的最北边找到了它的位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听围场赴津“安置办”的人讲，那里有茂密原始的森林，有成群的狍子、山鸡和野兔，有一望无际的坝上草原。我憧憬着一个个未来...... 

“当！当！当！”老挂钟响了三下，噢，已经是深夜三点了。 

送行的饺子热气腾腾地摆在桌面上，一家人盯着让我多吃，我勉强咽下七个饺子，放下了筷子。 

我至今也忘不了走时那一刻母亲的双眼，那是一双让我无法忘记、想起来就心碎的眼睛。我和母亲告别，却又不知说什么，家人催我快走，我出门时的关门声和哭声几乎同时响起...... 

公元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白天学校开完欢送大会，晚饭后在学校集合出发。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街上的行人很少。 

我们几十个身着一样知青服的学生排着队列走出19中的大门。队列很整齐，包 括后面长长的送行队伍。一路上很安静，只有二百多人沙沙的脚步声，间或偶尔的低语和抽泣声。 

匆匆而过的行人有人停下来注视，摇摇头，又走了。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的，不足为奇了。 

天津东站是沸腾的海洋。 

直达承德的绿色长龙卧在铁轨中间，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响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强有力的歌声。 

站台上下，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送亲友的人们忙乱地往车上搬着行李。站台上，到处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密集的人群：父亲叮嘱儿子的，哥哥告诫妹妹的，老妈妈不厌其烦地絮叨，小弟弟依依不舍的牵扯。 

我的四周簇拥着二十多人，家人、亲戚、同学、邻居，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一包包的东西 塞过来，不知谁送的，一句句的话语传过来，不知谁说的。眼睛有些模糊，脑子有些空白。 

喇叭里的歌声、说话声、哭喊声、匆匆脚步声、物件碰撞声，形成一个喧嚣的世界。 

列车徐徐开动了，车内的我们一下子涌向车窗。 

无情的铁钉把一个个窗口全钉死了，使我们在离别前的最后一刻都不能握一握亲人的手，听一听亲人的音。 

隔窗而望，只看到一张张无声哭着的脸和一只只扬起的手。 

远行的列车呀，请你慢一些开吧，让我再看一眼家乡的街道，那里留下了我18年的足迹； 

远行的列车呀，请你慢一些开吧，让我再看一眼家乡的建筑，那里镌刻着我18年的烙印； 

远行的列车呀，请你慢一些开吧，让我再看一眼家乡的亲人，他们萦绕着我深深的牵挂； 

远行的列车呀，请你慢一些开吧，让我再看一眼家乡的好友，他们带走了我深深的思念。 

窗外的声音渐渐远了，连最后几个随车跑着招手的人影也看不清了，只有喇叭里的歌声更加嘹亮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已是车厢内的喇叭在响了。

（燕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