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历史之谜“避暑山庄”系列（2）

避暑山庄：道不尽的皇家离宫

承德的避暑山庄，已在上个世纪末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座清王朝的的皇家离宫，始建于康熙年间，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历时漫长的89个年头最后建成

避暑山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虽闻名于史载，但地处塞外，远不如北京的故宫为世人所熟知。可就是这座大得难以置信的园子，却先后触摸见证了清王朝由强盛而衰败的历史脉络，留给今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风云故事，厚重而苦涩

2 “合内外之心”的皇家寺庙群

□何分西土东天，香火缭绕外八庙

普宁寺，是避暑山庄“外八庙”中一座建筑形制为汉藏合璧式样的寺庙。如今，普宁寺也是“外八庙”中唯一有僧人住持的寺庙。

普宁寺是乾隆在承德建造的第一座寺庙。1755年，清政府经过著名的“格登山大战”，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乾隆下令仿造西藏桑鸢寺形式，修建了这座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寺庙。西藏名刹桑鸢寺，是印度高僧莲花生讲经说法之地。据说，桑鸢寺是唐代金城公主的儿子藏王赤松德赞建造的，也是藏传佛教最早的一座寺庙。因此，仿桑鸢寺建普宁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普宁寺的“大乘之阁”内，有一尊金漆木雕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俗称“大佛”，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木雕大佛。这座大佛究竟有多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1999年，国家文物局主持了对大佛的专项测量。从地面到大佛头顶的无量佛顶部为23.51米，加上大佛的主体木架结构埋入地下的3.7米，证明这尊木雕大佛的准确高度为27.21米。据测算，大佛重达110吨。使用了松、柏、榆、椴、杉五种木材制作，用材120立方米。

放置木雕大佛的大乘之阁又叫“三阳楼”，是普宁寺的主殿。三阳楼依山势而建，逐层收进，第五层的四个角各设小方亭一座，中间再起一层，用大方亭压顶。这种奇特的建筑样式，在国内楼阁建筑中仅此一例。普宁寺以三阳楼为中心，崇台高起，象征佛界的中心须弥山。东、西庑殿代表太阳和月亮；东、南、西、北四座台殿，按密宗的地、水、火、风方位排列，代表宇宙世界四大部洲，以保护天地万物。这种建筑形制，源于西藏桑鸢寺的“曼陀罗”蓝本，是目前我国寺庙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例。“曼陀罗”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坛”或“道场”。曼陀罗更是一种“集合一切圣贤、一切功德”的最高境界。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其亨介绍说，为了体现这种政教合一的理念,顺应周边少数民族的这种追求和理想,乾隆时期和康熙时候就有一个不同,即山庄是作为一个“圣域”,就是无量佛和文书菩萨的道场,周边就修了很多庙。这些庙就是所谓“外八庙”。这些寺庙的修建，莫不与重大事件有关。一个重大的民族和睦交流的活动，他就要修一个庙,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他又修一个庙。一个围合避暑山庄这么一个格局的寺庙群就形成了。乾隆在《钦定热河志》包括乾隆的诗文里头，一再强调顺应这个理念，“何分西土东天”,“西土”指佛教,“东天”指道教,“嵌它装填名园”,就是利用他们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形象，来装点这个园林。也通过这个景象让所有参与者,包括汉族的大臣，蒙藏回各个少数民族的王公、僧侣,相互感染。这是避暑山庄的规划理念、设计理念,经过乾隆进一步得以升华。

外八庙的兴建，投入了清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粗略匡算，建外八庙共用白银七千余万两，如果折算成现在的价格，约合人民币二百八十亿元。外八庙的兴建，是康乾盛世时期的大清王朝为巩固北部边防，对边疆游牧民族施展攻心、怀柔政策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实验。推崇藏传佛教，是清政府的国策之一。康熙即位以后，把黄教奉为国教，采取了“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与周边各民族王公贵族的沟通和团结。

□“康乾盛世”， 一寺能抵十万兵

从康熙时建的第一座寺庙“溥仁寺”开始，“一寺能抵十万兵”的说法，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溥仁寺始建于1713年，是康熙在承德建的第一座寺庙。当时，避暑山庄已经初具规模。为了庆贺康熙六十大寿，许多蒙古王公提出希望在承德建一座寺庙，以方便蒙古诸部落来此聚会，并敬献了白银20万两建寺祝寿。康熙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以“施仁政于远荒”之意，亲自为溥仁寺题名。

清朝历代皇帝供佛、奉佛，而西藏僧俗和蒙古王公贵族也把清朝皇帝当做佛。在蒙、藏文的奏折中，清朝大皇帝被称为“满珠习礼”，翻译过来就是“曼殊师利大皇帝”或者“文殊菩萨”。从皇太极到康熙，历代皇帝都默认这种似佛非佛，帝佛合一的称呼。

从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构思上看，古朴典雅的避暑山庄与金碧辉煌的外八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做的目的，不仅表明了一种文化艺术观的倾向，也是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思想脉络在建筑布局上的具体流露。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说，康熙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就是内外一条心,我们才能巩固我们的国家,巩固国家的大业,“内外”是什么,就是我当政的满族的中央政权,还有汉族的，还有其它的外族,大家要合并一条心,中华民族合成一条心,完成我们这个国家的巩固统一之业。他在避暑山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着重处理蒙古问题，收到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效果。所以清朝的中国是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从溥仁寺的兴建，到1780年须弥福寿之庙落成的67年间，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一共建成了12座喇嘛庙，形成了中国绝无仅有的皇家寺庙群。12座寺庙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统称为“外庙”，即古北口以外的意思。那“外八庙”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12座外庙中，除普佑寺被附入普宁寺外，另外三寺从未有喇嘛住持。其余的八座寺庙，统归北京理藩院的喇嘛印务处管理，由朝廷派驻喇嘛、发放银两。所以，这八座寺庙就被称为“外八庙”。

康熙建避暑山庄于长城外的初衷除了战略意义之外，的确也是为了“避暑”。避暑之余，修庙以便于蒙古王公和少数民族首领“居止、瞻礼之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是：皇帝担心前来朝觐的蒙古王公和少数民族首领进入内地容易感染天花，所以，把地点选择在塞外凉爽宜人的承德。

据史料记载，天花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国，由于是战争中的俘虏所传染，故名“虏疮”。十五世纪以后，天花开始在中国广泛流行。当时，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又称“痘症”，成年人染上痘症后死亡率更高。有资料说，康熙的父亲顺治就是死于天花，而康熙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小时候出过痘，对天花具有免疫力。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贵族的生命安全，为对付天花病，曾制定了严格的“避痘”和“查痘”制度，以防止在军队中乃至皇宫里出现大规模的天花传染。清政府专门为蒙古王公贵族觐见皇帝，设立了“年班”和“围班”制，规定已出痘者每年冬天轮流进京朝觐；没有出痘的人，安排到塞外围场陪皇帝打猎，称为“围班”。这样，皇帝每年都有一段时间要在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一起。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大正介绍说，承德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凉爽.出痘的机遇比较少,清朝皇帝要把承德这个地方选择作为他的夏天行宫,这也是一个因素。当然因素很多,这个气候比较适合边疆少数民族王公们的习惯。1755年，准噶尔蒙古族达什达瓦部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叛乱，决定离开世代生活的伊犁河畔投奔清政府。乾隆同意达什达瓦部几千人迁到承德定居，并修建了安远庙，以便于他们朝拜和诵经。

□黑色琉璃安远庙，香妃故事

安远庙是仿造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庙所建，它的主殿普渡殿采用了黑色的琉璃瓦覆盖，这在承德所有的寺庙中独一无二。除了安远庙，避暑山庄里收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文津阁，也使用了黑色琉璃瓦做屋顶。而其余的建筑都用灰瓦或者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文津阁是皇家藏书楼，仿宁波天一阁而建。火是藏书的大敌，古人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水与黑色正好对应，所以希望用黑色的瓦来免除火灾。新疆的固尔扎寺就是毁于火灾，所以在建安远庙的时候，也用了黑色琉璃瓦做屋顶。

安远庙又称为“伊犁庙”。为什么要建安远庙？在承德民间曾流传过一个美丽的版本，说乾隆从新疆娶回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因为她天生异香，人称“香妃”。香妃离开了家乡，在京城里一直闷闷不乐，乾隆便特意为她在避暑山庄外，建了这座安远庙。其实，关于“香妃”的故事，晚清时就开始流传，辛亥革命之后，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914年在故宫外朝成立了“古物陈列所”，专门展出故宫和避暑山庄收藏的文物。展出的文物中有一幅据说是郎世宁画的《香妃戎装像》，古物陈列所还为此特地写了《香妃事略》加以介绍。于是，香妃艳事从此广为流传。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孟森做过考证，他认为香妃其人，就是乾隆的容妃和卓氏。孟森推测，由于容妃与其它嫔妃习俗有异，乾隆曾特意在中南海南面建宝月楼供容妃居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思治说，说香妃就是容妃,是大家公认的。而太后赐死香妃这个不可靠,太后是死于乾隆四十二年,香妃死于乾隆五十三年,怎么可能太后赐死呢。而孟先生考定的宝月楼是为香妃所盖,那么容妃是乾隆二十五年才进宫的,宝月楼是乾隆二十三年就盖好了的,那就不是为她盖的了,她没来就盖好了。

其实，所谓的《香妃戎装图》是否容妃本人也大有问题。据说，1914年从避暑山庄运回一批文物，其中的确有这幅郎世宁的油画美人像，但是原画曾附有一张黄签，题为“美人画像”如此而已。不过，关于香妃的野史传闻，倒是佐证了清王朝与边疆民族千丝万缕的联系。

□六世班禅跋涉两万里，东行承德盛事空前

公元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与顺治皇帝会面，顺治在北京建了西黄寺供五世达赖居住。到了1766年，顺治皇帝的曾孙乾隆皇帝宣布册封六世班禅，册封的金印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刻成。当时，六世班禅巴丹益喜28岁。

清朝初年，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达赖和班禅中，只有五世达赖来过北京。为什么达赖喇嘛要不远万里到北京朝觐皇帝呢？从努尔哈赤起，清朝政府一直奉行支持喇嘛教，扶持黄教的政策。五世达赖到京朝觐顺治皇帝后获得了册封，从而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随着后来康熙对五世班禅的册封，清王朝确立了西藏黄教两个世系：达赖和班禅在整个藏区的宗教领袖地位。1762年以后，八世达赖年幼，西藏事务由六世班禅巴丹益喜主持。

乾隆七十寿辰来临之前，六世班禅表示愿意来京给乾隆祝寿。乾隆大为高兴，欣然批准。六世班禅在西藏尚未启程，乾隆已发出六道谕旨安排有关事宜。在承德，为班禅修建行宫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年是1779年。班禅行宫建成后被命名为“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扎什伦布”的汉译，意思是“多福多寿如吉祥的须弥山”。

1779年是藏历的土猪年，在经过三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一行在清政府驻藏大臣留保住的陪护下，沿着一百多年前五世达赖出藏的路线，启程东去。早在兴建“小扎实伦布寺”之前的1767年，中国国内出现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好局面，乾隆利用自己六十大寿和皇太后八十大寿的机会，用四年时间，仿照西藏的布达拉宫形制，在承德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又称为“小布达拉宫”。庙宇建成之际，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正好来承德觐见，乾隆大办筵宴隆重庆祝，并立碑以记之。

为六世班禅在承德修建的行宫“小扎什伦布寺”准确的动工日期，没有留下记载。但从《清高宗实录》里可以推断出，最晚在乾隆四十三年底，也就是1779年１月以前已经动工，竣工时间为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即1780年５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对于宝顶的装饰，造办处原打算用头等镀金叶七千七百多两，镀金一次。但乾隆批示“俱照布达拉庙一样，镀金二次”。庙内其他的陈设也大多是在北京筹办的。就在班禅行宫加紧施工的同时，东行的六世班禅已从日喀则启程，经羊八井，翻越唐古拉山，渡过通天河，跋涉四个月后，抵达青海的塔尔寺。由于天气已冷，班禅一行将在青海塔尔寺休整过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档案中，有一套专门为六世班禅建立的满文档案。档案共分“寄信档”、“明官档”、“议复档”等。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正在南巡的乾隆，对班禅途中的起居行止极尽关怀呵护。皇帝不间断地派人给班禅送去衣物，生活用品和四时瓜果，甚至连六世班禅出藏途中使用帐篷的式样和规格，乾隆都要请自审定。在班禅一行抵达承德前两个月，乾隆已坐镇避暑山庄，“亲自指点备办，以便喇嘛起居”。

班禅一行在塔尔寺住了近五个月，当他们渡过黄河进入气候相对炎热的内地之前，随同六世班禅东行的僧众多达千余人，仅携带的驮包就有五千多包。为了防止他们进入内地后感染天花，朝廷派医官为他们“放痘”。所谓放痘，就是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随行人员劝班禅放痘，班禅却婉言谢绝了。避暑山庄博物馆原馆长张占生介绍说，班禅带着这些僧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出过水痘的。乾隆的生日在八月十三，班禅要在八月前赶到避暑山庄,正好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就考虑到接种水痘,所以派人安排,给班禅一行接种水痘。班禅大师让所随从的高僧喇嘛都接种了水痘，因为准备到承德了。但班禅大师是重中之重的人物,在当时这个接种水痘的技术,不是那么太成熟,种水痘有一定的危险性。从现在历史资料考虑来看,可能是班禅大师考虑到如果接种水痘出现了意外,不能在乾隆生日时赶到热河,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他自己没有接种水痘.

史籍记载，中国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发明种痘术后，十七世纪已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比较完善。由此可见，乾隆时期对“放痘”技术的掌握应该不会有问题，乾隆派医官为班禅一行种痘也是可能的。

1780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历时一年，跋涉两万里，顺利抵达承德，入住刚刚落成的须弥福寿之庙。班禅在承德逗留了一个多月，除了为乾隆皇帝祝寿，还主持了须弥福寿之庙的开光典礼，当面接受了乾隆皇帝的册封。同时参与了规模空前的佛事活动，频繁与皇帝接触，倍受礼遇。

北京西黄寺，始建于1652年，是顺治皇帝为五世达赖的到来而修建的。为了迎接班禅大师的到来，宫廷特地送来了红杠八抬大轿和高规格的仪仗用具。由于六世班禅的到来，西黄寺将成为清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北京驻锡地。参加完承德的一系列宴请、祝寿、念经活动之后，六世班禅抵达北京西黄寺，受到数千名喇嘛及和尚的欢迎。乾隆特意安排他游览北京。

北京香山静宜园的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昭庙”在藏语里被称为“觉卧拉康”，意思是“尊者神殿”。由于北京气候炎热，为了让六世班禅避暑，同时作为班禅的夏季驻锡地，乾隆特地为六世班禅在香山修建了昭庙。如今，昭庙大多数殿堂已被外国侵略军焚毁，寺院当时的形制已不复存在。

六世班禅到达北京半个月之后，专程前往香山，主持了昭庙的开光仪式。当时，天空突然出现奇异征兆：万里晴空，突降微雨。这个奇异现象给当时在场的乾隆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御碑中说，这真是“散天花之喜”啊！

班禅在北京广作佛事，为众僧受戒，弘扬佛法，原准备在北京西黄寺过冬，第二年再返回西藏。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六世班禅抵达北京已近两个月，这一天，班禅大师在雍和宫为乾隆皇帝讲说佛法后，回到西黄寺，突然觉得身体不适。乾隆闻讯后派御医诊视，发现班禅得的病竟然是天花！

三天后，４２岁的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在北京西黄寺飘然圆寂。

班禅圆寂后，乾隆十分哀痛，下令铸造金塔以安放六世班禅的遗骨，在黄寺大殿存放百日，诵经祈祷，然后派人护送班禅灵塔归返西藏。

为了纪念六世班禅东行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乾隆下令在西黄寺建造六世班禅衣冠塔庙，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清净化城塔和清净化城塔院。两年后，清净化城塔落成，乾隆亲自撰写了汉、满、蒙、藏四体碑文的《清净化城塔记》。

文/图 中国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