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续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四）
1947年初，妈妈调到冀东部队，成为一名文化教员。此时，战争风云越来越密。早在1946年，国共双方和谈，美、国、共三方组成的军调组就在不停地调解双方实际控制线上的纠纷。大家心照不宣，仗是早晚要打的。只是国军的总兵力部署还没有完成。我军方面兵力不足，双方暂无大的战事。
国军在忙着调兵遣将，我军在忙着组建大兵团，准备打大仗。当年，每县有个支队，两县支队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主力团，此时，父亲也下部队，忙着政治整军。父亲说，当年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大法宝。国军最怕我们政治整军。但是，我们这一套，国军即便知道也学不来。
国军的政治工作是教育官兵们要忠于党国、忠于领袖，为领袖打仗。所谓的“戡乱救国。”
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告诉官兵们，土改你们分到了土地，国军回来，你们分得的土地就会被反攻倒算。你们怎么办？战士们回答：“保卫胜利果实，打它狗日的！”
当年，中国90％是贫苦大众，一个是教育官兵为领袖打仗，一个教育官兵为自己打仗。所以，双方军队在士气、战斗勇气有着天壤之别。父亲说，当年，部队只要一听说要打仗了，所有的人就兴奋起来。整个部队敖敖叫。
那段时间，爸爸妈妈他们是离多聚少。爸爸曾在冀东二支队代理过政委。和国民党军队经常有些不大不小的战斗。那个年代，爸妈双方似乎变得很简单。特别是热河保卫战期间，爸爸带部队到口外打仗(妈妈习惯把热河保卫战说成是：到口外打仗)，临行前对妈妈就是一句话：“如果半年不见我的信，那就是牺牲啦！”
多少年以后，爸妈在广州见到当年战友，通州支队（团）一位副团长，是“安平事件”战斗的实际指挥者。爸爸说：你和我说实话“安平事件”倒底是怎么回事？他轻松地一笑：“我看上美军的卡宾枪啦！”爸爸开玩笑地称他是“安平事件”制造者。
爸爸说：“这小子南下时，马背上就挂着那枝卡宾枪，那枪不长不短，半自动射程400米，好多战友想换他那枝枪，他就是不换。”
艰苦的周旋
我的姐姐1948年初出生，国共双方已经开始大打出手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野战军（四野）。为了配合东北战场，冀热辽部队主力8纵、9纵（父亲时任9纵保卫科长）集结在辽西义县，依托辽西走廊的山区，钳制锦州国军范汉杰部。
部队走了，家属们编成一个连队，坚壁在河北迁安（当年，没有迁西县，是解放后划出来的）一带山区。9纵政委李中权的爱人，政治部主任江峰的爱人苏毅，保卫部长杨亚忠的爱人要金萍都在家属连。苏毅是连队指导员。她们身边警卫部队只有一个连，由后勤的一位协理员负责这支家属部队。
北平傅作义部，发现冀东一带空虚，为了扰乱“共军”的军心，开始了对这一带的疯狂扫荡。妈妈所在的部队只能采取避战周旋的办法，在这一带与敌人捉迷藏。部队白天隐蔽，夜晚行军，经常是险情不断。
部队经常夜晚从敌人扫荡部队夹缝中通过，妈妈习惯称“过封锁线，”所有带小孩的家属都把手轻轻地放在小孩嘴边，只要小孩一哭，立刻把小孩捂死，为了整个部队的安全，绝对不能弄出一点响声。一次在暴雨中行军，妈妈掉队了，妈妈抱着姐姐路过一个看瓜棚里，看瓜的是一位70岁的老汉，老汉说：“你一个女人当八路，还带个孩子，真是不容易。避避雨吧！”正说着，妈妈见远处有人打手电，我们的部队夜晚行军是不打手电的。妈妈判断是敌人，抱着姐姐穿过两片玉米地，敌人就到了看瓜棚，还听见敌人在喊：“这里有瓜。”不用说，老汉的瓜要倒霉了。
又一次，部队在转移过程中被傅作义的部队发现，部队的那位协理员负伤被俘，敌人要他说出部队的去向，他宁死不讲，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战士们转回来找到他的尸体时，看见他双手被反绑着，头皮被割开翻下来盖在双眼上，在场的人都哭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杨炮弹，他是杨亚忠的儿子，在残酷的环境中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爸妈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爸爸说：“杨炮弹就象五子送福年画里的小男孩，非常可爱！”杨炮弹和大人一样行军，有时，战士们会叫杨炮弹看看前面有没有村庄，杨炮弹会爬在地上，借助星光往前看，平地有树林的地方，多数是有村庄的。解放后，杨亚忠任中国驻匈牙利武官，爸妈经常会提起杨炮弹说：“这孩子多机灵，难得有机会再见到这可爱的孩子了。”
1948年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连老百姓也看出来，解放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傅作义。傅作义的部队迅速地龟缩回城市，采取守势，倒也兵贵神速。
顽军们（指傅部）一撤走，妈妈们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紧张了几个月的心身一下子放松了，大家立刻感到人困马乏，部队向老乡们买了几只羊，炖羊肉吃，刚一开锅，所有人都耐不住，立刻把还很硬的羊肉分吃了，吃饱了喝足了，大家相视一笑，会意地找来毛笔、浆糊，到处张贴标语，打下平津唐，活捉傅作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