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地球上最后的伊甸园,它的神秘和原始吸引着无数探险家。在西方人眼中,非洲是文明世界镜子的反面——可以从另一种视角让自己对所享受的文明生活进行反省。相对于西方人的痴迷和探险,中国人对非洲的印象是遥远而陌生的。

位于非洲中南部的赞比亚,在1964年独立前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北罗得西亚。除了“坦赞铁路”这个象征性的词汇,中国人对这个非洲内陆国家知之甚少。其实,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相对的落后保护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远离人们想象中的战乱和饥荒。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人陆续来到赞比亚投资农业,在一片片荒原上建起国有或私营的中国农场。苍莽的非洲原野从此出现了垦荒的中国人。 

赞比亚中垦农场位于首都卢萨卡五十多公里以外的Chesanba地区。赞比亚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政府一直鼓励和吸引外资来投资农业。作为赞比亚的友好国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有企业和个人来赞比亚投资农业和畜牧业。这个农场就是中垦集团在那个时期投资200多万美元买地兴建的。位于中央位置的那所房子就是农场的总部兼宿舍,农场的场长王驰和他的妻子李莉就住在那里。他们是从北京派驻来到赞比亚的,主要负责日常的生产和管理。

在中国人的国营和私营农场中,中垦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从目前的规模看,很难想象刚开始的时候这里没水没电,也没有路,到处是灌木林和杂草。王驰他们从修路打井开始,在荒原上开辟出这座农场。 

农场生活 

由于农场位置偏僻,周围人烟稀少,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居住屋子和屋子的外围地区拉了双层电网,通六万多伏的电压。这样高的电压如果长时间接触的话是会致命的。 

有电网的一道门算是最安全的一道门,里面有农场里的“细软”,他们所有的财产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面。无论是牲畜、所有的活物,还是所有的机械和重要的水源,以及农场最重要的经理都在电网的范围里面。所以住到电网里来也是一种待遇,一种身份的象征。 

王驰夫妇养了很多狗,这些狗平时都关在笼子里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训练狗,如果狗伤了人,是要被处死的。养这些狗主要是构成一种真正的声势:用它们的叫声震慑住敌人,同时对住在农场里面的人也有一种报警作用。 

农场一共雇佣了二百多个工人,可能有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个家庭。但是这些家庭的流动性非常大。工人和家属们也住在农场里面,电网的外面。很多时候,工人的家属们也是也是工人,因为她们也参与农场的杀鸡工作。

在王驰的眼中看来,这里黑人的精神生活的质量远比中国人的普遍精神生活质量要高,因为他们没有忧虑,比如,如果他们一顿饭能够吃上这种叫做rape的菜,喝上点玉米糊,酱油、盐和其他调料都搁得比较合适,他们就会觉得挺幸福的。至于下顿有没有,在肚子饿之前黑人们一般不太为生活发愁。

所以黑人有很多缺点,包括对工作的不负责任或不善经营等等。但是很多时候王驰他们也没法指责这些干活的黑人,因为他给自己干可能还不如在农场干活,最起码在农场里面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保证一家人的一般生活。

其实,王驰也知道,很多时候手下的一些员工很像寄生在农场这样大企业上的虱子,多少有点小偷小摸的行为,这样对家里面的生活多少有点补偿。从王驰自己的经营理念来说,他对这种事情看得并不是非常认真,因为他觉得有时候黑人员工的这种行为是安全阀。如果把安全阀完全堵塞的话,可能会孕育着更大的危险

黑人们都认识王驰这位农场的老板,因为多少王驰算得上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是他们更怕王驰的妻子李莉,因为很多时候李莉比较凶。用王驰的话说:“李莉不是帅才,她是将才,身先士卒。但我得花很大精力来控制她,勒住她。” 

眼下这个季节是赞比亚的旱季,地里刚刚收获了玉米。王弛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来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整个农场是3570公顷,或者说是9000英亩,或者是52000市亩。 

农场远离首都卢萨卡,每天的生活繁忙而又简单。晚饭时间是这里的中国员工能聚在一起聊天的一个机会。农场兴建之初只有王弛夫妇两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王弛向总公司申请又派来了几个管理人员,他们在这儿的派驻时间一般是三年。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去年他们专门去卢萨卡的中餐厅请了一位四川厨师来农场。厨师师傅叫做小祖,他的到来改善了农场的生活,餐桌上居然也有了“夫妻肺片”这种中国的经典川菜。 

生活条件的改善也给了新来的中国员工更多的信心。其实所有新员工刚来非洲的时候都不能够适应,但是到了赞比亚之后,发现这里的实际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非洲要好一点。他们外派到这里通常时间是3年,但是随着农场的发展,以后雇员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比较长一些,因为农场这个农场的条件在中垦总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中,应该算是最好的,所以员工工作起来也会比较安心。他们眼中的王场长也鼓励人性化管理,希望能够帮助员工们的家庭团聚在非洲。因此,有家室的员工很快也会见到自己的家属了。 

王驰和李莉的选择 

王弛曾经是老三届的知青。17岁时,他从北京四中去到内蒙古的土木特旗,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王弛说他的那段经历和一般知青伤痕文学刻画的有所不同。内蒙的广阔原野让他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也形成了他坚韧不服输的个性,而他的一生也和土地有了宿命般的关联。 

“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的话让人想起《飘》那部小说,想起弗吉尼亚。 

王驰对土地有非常深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跟土地打交道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在农场用大马力机械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土地总会自然生出一种既对抗又融合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王驰看来,既有戏剧化,又有成就感。这和他当知青的时候,有某种一脉相承的联系。 

王驰当知青的内蒙古草原农区的地貌和现在的农场很相似: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大平原,甚至连海拔都差不多高,都是12001300米的海拔。所以当他在非洲草原的时候,仿佛恍然又回到了从前的岁月中。

35年前,王驰和其他知青们给他们所在的那个村子打了第一口机井,拉了电线,“全国知青办”给他们奖励了一台拖拉机。11年前,王驰他们来到赞比亚的这个农场时也没有电,又是真正的从零开始。如果从这个概念说,比起王驰,别人恐怕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洋插队,因为王驰才是真正的“洋插队”,而且还是经历过和这“洋插队”非常相似的“土插队”的人。 

在中国,大家都在谈论“洋插队”,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所谓的“洋插队”实际上是到西欧、北美去“洋插队”,那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自嘲。王驰说:“我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洋插队。” 

如果说王驰17岁那年的下乡是出于被动,那么37岁来到赞比亚就是一次主动的人生选择。从内蒙回到北京后,王弛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80年代中后期,在“出国热”、“下海热”的影响下,王弛离开清贫的象牙塔,主动应聘中国农业总公司的外派职位,从而被派到赞比亚。 

当时的选择对于王驰来说真是前途叵测,因为直到现在赞比亚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出国首选,很多人还是把目光放在了西欧和北美,更不要说当时国人对非洲的认识还停留在哀鸿遍野的那种埃塞俄比亚饥民的形象。而且王驰自己比较怕热,当时他唯一的考虑是自己能不能够忍受赞比亚的炎热。 

可是,这里依旧吸引着他,因为这是一个天高任鸟飞的一个环境。虽然王弛的专业是农业,但是书本的知识和实际经营一个农场是有天壤之别的。除了激情,更需要的是经验和恒心。

而李莉原来在北京阜新医院从事护理和实验室的工作,是个凡事认真、要求严格的人。十二年前,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也调到中垦集团并来到了赞比亚。 

刚从机场出来李莉有点失望,因为她觉得这儿怎么那么像一个县城?而且人都那么黑,这种视觉效果也不太习惯。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李莉就适应了。她觉得最难适应的不是这儿的人或是天气什么的,而是她没有办法适应这里的饮食。 

刚来的时候,李莉经常生病发烧,吃不下饭,喝一次生水就要拉肚子,甚至到输液的程度。因为当地黑人都喜欢喝生水,所以当她想河水的时候,当地人很自然的从水管中接了一杯水给她,结果李莉喝了水之后就就腹泻不止,然后就要输液。而现在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了。 

即使生病的时候,李莉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她觉得自己干事情容易持之以恒,不是那种想法特多、永远在变的那种人。她总会想这段时间会过去的,所以也没有想过要赶快回到中国去。而且从小当兵的李莉不是很恋家,所以即使在生病中,即使在自己身体最脆弱的时候,她还是坚持留在了非洲。

李莉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接触到养猪养鸡这些事,但是来到这里后,她很快投入到这些既新鲜又艰苦的农活里,忙碌的工作几乎填充了这些年所有的时间。

她至今记得有有一天王驰进城带着一车货去送,途中发现有中国大使馆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去一个地方。王驰觉得有点奇怪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结果到城里一打听才知道那天是春节。在那种极度忙碌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已经忘了节假日。

其实李莉在来非洲前,正好有去美国的机会。她的一个同学当时已经帮她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而那时王弛却下定决心留在非洲。

当时李莉下到非洲的决心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她的同学一直劝她去美国:“去了美国,以后你去非洲有的是机会。”李莉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非洲,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李莉的同学在美国读了学位,学计算机,后来嫁了一个美国人,还在美国生了个小孩。现在李莉还跟那个同学有联系,同学还会问她:“你后悔吗?”李莉说:“当时我选择了这个地方,刚来的时候的确有些不适应。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喜欢这儿了,我已经适应这里了,我不后悔。哪怕现在还有机会选择其他国家,我也不会去了。” 

不懈的奋斗 

整个农场的事业是从养鸡开始的。1995年开始他们的第一间鸡舍,鸡舍非常简陋,甚至连椽子都不是很规范,房子的脊梁也是弯弯曲曲的。 

1993年的123号,李莉抱着200只鸡和王驰一起进驻农场,两人就和那二百只小鸡分享三间卧室。事实上,夫妻两人都没有什么养鸡的经验,只能自己慢慢学。

两人先找有养鸡经验的人探讨如何养鸡,然后买了乱七八糟很多中英文的有关养鸡的书,开始了艰难摸索的的过程。就是杀鸡,王驰和李莉都研究了很久。 

头一天杀鸡非常有戏剧性。两人黑灯瞎火从晚上12点中开始杀鸡,没有经验的两个人在烫鸡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王驰觉得,烫鸡烫鸡,顾名思义就是要100度的滚水沸水了。可是用沸水一烫杀好的死鸡,这鸡基本上都熟了。 

于是王驰赶紧去查书,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本比较权威的杀鸡方面的书,还好是翻译过来的版本,不过居然是繁体字向左翻的。“结果查到是华氏70几度,还是90几度,记不清楚了。然后又赶快查字典,查这个华氏跟摄氏之间的转换后来查了半天最后才发现是58度是烫鸡的最佳温度。”王驰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摄氏58度,一分半钟,对于某个年龄层的鸡是最好的效果——这个辛苦从书中找到的经验在实际运用中非常可行。那一次,他们在家中一共杀了七八十只鸡。因为没有电,他们只能在屋子外面支了一口柴锅,吊起上百个马灯和汽灯,点燃熊熊篝火开始杀鸡。他们饲养的狗围在他们身边,黑人在火光映照之下在那儿杀鸡。王驰觉得那种情形跟地狱的形象非常的相似,黑地里的黑人还在那儿动刀子。鸡的惨叫声,狗叫声,还有满眼的献血淋漓,合上热气腾腾的大锅和火焰熊熊的篝火,情景非常血腥诡异。王驰说:“我没有去过地狱,不过估计也不过如此了。” 

现在他们杀鸡已经基本达到半现代化了,每个人有一个站立的为止,虽然还是手工杀鸡,但是拔毛有一个所谓的拔毛机了——就是用带棱的胶棒把鸡毛卷小来。杀好的鸡都冰冻起来,然后准备拿出去出售。 

农场生产的商品都有一个统一的商标,这个商标是王驰他们自己设计的:J-O-H-NK-E-N,就是农场“中垦”的发音。然后在这个词的旁边,王驰弄了一个Good(英文“好”的意思)写在旁边。但是这样的商标只有字母显得比较单调,于是王驰在旁边画了几根羽毛作为装饰。同时商标上还注明HALAAL(清真的意思)的字样,最后是农场的地址。

万事开头难。在养殖业刚刚开始的阶段,类似杀鸡的故事还有很多。不过经验就是这么慢慢积累起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多年来,伴随着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功,农场的种植和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头牛、二十多万只鸡、一千多头猪,年产玉米近两千吨,而且鸡蛋的销量已经占到卢萨卡的一半。在赞比亚的十多个中国农场中,这是经营得最好的一个。

第一次母牛生产的时候,王驰夫妇都在场,他们紧张而兴奋,因为小牛的出生非常有象征意义,说明他们的生产活动是有结果的,农场是向前不断发展的。 

王驰和妻子李莉刚来的时候觉得挺浪漫的,毕竟这看上去是多么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深入下来发现每天有这么多累人的事儿,然后到处是鸡屎、牛屎的臭味。原来夫妻二人把鸡养在卧室的周围。

两人的卧室周围还种满了丁香花,而丁香花在雨季是一个开花的季节。浓郁的丁香花伴随着浓郁的鸡屎臭味,王驰开玩笑说这丁香的品种就叫做“鸡屎丁香”。外人听了不明就里,还以为真有这种品种的丁香花。尽管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怪异的味道,但是自己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就只有坚持下来。 

黄昏的农场安详静谧,像一首动人的田园诗。而在牛群归栏的时候,农场一天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每天收工的时候,各部门要点算汇报当天的产量和损耗量。这一套管理方法也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农场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每天成千上万的活物,如果不做到细致的数字化管理,那么将会造成失控的局面。 

每天凌晨,李莉就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按王弛的话说,他现在是管一些宏观的、农场规划方面的事情,而李莉就是管理微观的、具体的生产活动。

每天早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司机就都到位了。他们一共有两辆车:七吨的车主要是装蛋和一些牛奶,两吨的冷藏车装一些蛋和冻鸡。每天早上派活儿都是李莉的工作,从凌晨两点钟起床就开始检查工人们所有的昨天工作完成的情况然后把今天的工作给他们安排一下。 

李莉会给每个司机一个袋子,里面除了有发票本之外,还有一个项目本。司机们按照这个本子就去送货,晚上到农场再向她交班,然后李莉再一个个核对发票,看他们开得对不对,包括价格和所有的送货情况。这样辛苦的生活意味着李莉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充足的睡眠:平均下来她觉得每天有五个小时的睡眠就不错了。

在农场的日子里我们基本没有见到李莉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尽管王弛和她在管理思路上有种种不同,但是护士出身的李莉对清洁、免疫等工作的重视甚至苛求使整个农场十几年从来没有爆发过疫病。而这个在自己手中渐渐成长起来的农场已经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事实上,农场养殖中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免疫,尤其是鸡。如果鸡不幸染上病症的话,一夜之间就会集体死亡,然后这个养鸡场就必须关闭,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再养鸡了。

护士出身的李莉总能够很好的为农场饲养的牲畜免疫,而且一做就是八年。李莉说农场的免疫工作和她当护士还是有共同之处的,毕竟这两份工作都需要细心负责的态度。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李莉觉得养鸡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而且在养鸡的过程中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所以,杀鸡的时候,多少有点舍不得:“我可以告诉别人怎么杀,可是我自己总是下不去那个刀子。而且我在这儿前半年,因为养鸡和鸡有感情。前半年我都不吃鸡,一吃鸡就想起我养的这些鸡了,我就挺难受的。” 

看着小鸡一天天的健康成长,李莉觉得非常欣慰。她至今记得第一批鸡出售的那天,她是多么的激动:“那是在我们进驻农场七周的时候,我们买了二百只小鸡饲养。后来我们第一次就卖了一百出去,而且价钱还挺好的,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后来就更加有信心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养好小鸡。” 农场距离市区有五十多公里,其中一段十八公里的土路上,基本没有别的车辆经过。在这条路上,李莉坐的送货车曾经三次遭到抢劫,所以现在每天出门他们车上都带着枪。

憧憬未来

赞比亚的农场大多数是白人在当地经营多年的。要想在别人已经建立的销售市场中分一杯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一开始自己带着活鸡到集市上兜售,王弛他们一点一点打开了销售市场。现在中垦的农产品已经在卢萨卡地区站住了脚。

现在农场的产品在整个赞比亚供不应求,因为整个赞比亚的农业需求以及现有满足的程度不是很高,可以预见将来在十年以内销路不会有真正的问题,暂时也不会出现压价和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牛奶往海里倒”的状况。

随着几笔资金的到位,农场的发展已经到了比较快速的阶段。回顾过去农场发展的过程,王驰说:“我曾经在内蒙古呆过很长时间,农场的发展用内蒙老乡的话讲就是:‘驴走驴看。’或者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前途,王驰希望能够越轰轰烈烈越好,而他目前的经历也是越来越富有色彩。即使现在王驰的计划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抽象的目标上,他不知道具体自己要养多少只鸡,也不清楚最终要把农场发展成怎样的规模或者把市场锁定在哪个位置上,他现在最大的野心是能够争取到一笔680万美元的贷款,这样他就可以实现不少理想,也能够让农场在短时期内达到比较全面比较完善的发展。

王弛夫妇离开中国已经十多年了,女儿现在在南非读书,只有母亲还在北京。中国有句老话:“父母在,不远游。”不过王弛说,母亲当初给他起这个名字时也许就注定了他会离家很远。作为国有企业的外派人员,王弛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将来。但是他觉得,任何事情的过程要比结果重要。因为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把握好生命中的每一天,享受这其中的甘苦,就能拥有别人无法体验的人生。

王驰和李莉已经认识20年了。这20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相濡以沫地度过,尽管都不愿回首往事,但是他们还是会记得相识的纪念日是711号。两个人的生活中都发生了很多事,从万里之外的北京来到了非洲赞比亚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开着车驰骋在非洲草原上的时候,他们总会有一种恍惚:在非洲的生活仿佛就是一场梦。

王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几岁退休。他记得曾经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有这样的情节:美国西部的一个农民,他有四个精壮的儿子,这老头在咽气之前也是绝对领袖。后来某地发生了事故,老头骑着马就奔赴事故现场,那马在跳跃一个栏杆的时候把老头摔下来了,当场毙命。王驰觉得这是一种死得其所的方式,他认为那些经营农场的人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事业和生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达扬转载于《非洲之窗》网站

注:这是一篇2004年记者采访王驰的报道。达扬略作改编。

王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