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传奇（七）

　　知识分子的挚友

　　父亲的文化不高,仅有的文化还是在部队中学的，到后耒竟也能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颇有怀素之风。他早在红军时代作保卫工作，接受了红军时代搞反AB团、延安“抢救运动”等无数经验教训，深知在工作中随便给人扣政治帽子是会害死人的。他虽是工农出身，却非常尊重知识，爱护和保护知识分子。

　　军旅著名作家刘大为，在父亲任138师政治部主任时，他是宣传科长，他作战时经常深入一线采访，很勇敢，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报导，但人很有性格，有点持才傲物，没人敢要，是我父亲将他调来并委以重任。

　　1949年8月5日，138师奉命开进长沙，受到群众夹道欢迎，鞭炮声、锣鼓声不绝了耳。刘大为坐着吉普车做为先导头前带路，进城路上有许多私营报纸多次递名片要求采访，被婉拒。可第二天一清早除对我军昨夜入城进行报导外都写了“警备司令部宣传科长刘大为发表讲话”的内容，个别记者甚至将自已的臆断估计移花接木将别处听耒的事也插在他讲话中。此事被总部派耒的记者写成内参，作为政治事件刊登在内部刊物上，“上头”也令军部调查此事，要予以严惩，抓典型。我父亲和王文政委研究分析后，认为刘大为同志没错误，有教训。我父还特别将宣教工作干部召集起耒，作了正式宣布，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如此周到细致、关爱保护的作法令刘大为深受感动，终身难忘。在他著的《刘大为文集》第一卷525页有这样一段话对我父亲等作了高度评价，书中是这样写的：“如今，杨亚中、王文(注；原沈阳空军政委，时任138师政委)、段德彰(注：原南海舰队政委时任46军付政委)这些好领导，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然而，他们留给我的的好思想、好作风,他们的优秀品德将永存人间,永远留在我们心上。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这种干部作风多一些，那么,我们人生历程中的“败笔”就会少一些,腐败现象将可以根治。”

　　宁波市海署区档案馆存有一封60年前的信，那正是我父任长沙警备区政冶部主任时写给湘潭简易师范学生会主席信，说明了父亲很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转载如下：

　　航天系统是知识分子成堆之地，我爸对他们很尊重，我家经常是青年才俊满座。逢年过节，对一些家在外地的年青人，请他们来家会餐，排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对有困难的同志，慷慨解囊，无私邦助。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普遍工资不高，一个大学生每月也就56元，象我42.5元工资就拿了近廿年。我父因军龄长上、级别较高，工资也就250多元左右。但他仗义疏财，无私地邦助有困难的干部工人,航天大院借他钱的不知有多少，经常工资拿回家耒已被借走大半。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借钱的人贴他大字报污蔑他利用金钱腐蚀干部，这确实令他伤心了一阵，后耒也就释然了。

　　重返领导岗位后，他不计前嫌，该重用的依然重用。对待基层职工，他更一视同仁，毫无架子，管他叫杨老头也无所谓。司机对院领导曾各有评价；有“只顾自已型”，出车不管司机，自己不饿就行，有“同甘共苦”型，出车买个大饼，一块车上啃，有“细心体贴”型。我父亲就是这类，每次出车，先将一包中华烟(那时中华烟5毛一盒)扔给司机，到中午饭口，如开会他就给司机5元钱(那时5元可不是小数)让他自行解决，如不开会就请司机下馆子。我记得有一次我陪父亲去看望张才千副总长，中午张总长请吃饭，他照样让我把司机叫上桌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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