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杜春林及其它

历史有许多相似的一页。

昨日我在《相似的故事，永久的魂魄》中叙述了一个叫杜春林的普通农民一种特殊的革命工作。天地等人附贴表达了对爱国者的赞颂之情。天地的父亲也曾经因为地下工作“有说不清的地方”而长期被怀疑、被压制。这让我们想到了屈原作《离骚》，司马迁写《史记》，想到了汉李陵，明袁崇焕。

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了掩护自己，需要运用智慧和手段。包括与敌人举杯共饮、请客送礼。三十六计的应用在于随机应变，即兴发挥。任何人也不可能每一行动，每一句话都须请示中央之后再作决定。那样我们的地下党一天也无法生存。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高级干部，忠实执行了***“打入敌伪内部取得情报”的指示，在与蒋介石、汪精卫的斗争中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只因为和汪精卫见过一面，建国后便被定为叛徒、特务。

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被捕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中国革命中有一条规矩：或者杀身成仁，或者叛变，二者必居其一。写过自白书，便永远不能继续做革命者。甚至被捕，也是罪过。刘少奇曾经被捕入狱，以此便被认定为叛徒。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回国后几乎大部分都遭遇了歧视、打击。

僵化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影视剧中表现很突出，长期存在着人物模式化和单向化的局面。很多制作者们在结构一个题材的过程中，首先反复揣摩的是故事情节的铺展，如何环环相扣，如何 跌宕起伏，努力让故事完美而又精彩。编剧和导演往往过于重视剧情故事，而忽略了客观的人性特点。因此在银幕上，观众只能看到一个个被塑造出的模式化人物，却看不到人物更深层的东西 。看了开头便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即使是这样，《特殊的使命》、《暗算》、《代号021》、《蓝色档案》等电视剧让观众看到了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艰难。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其实现实中往往要比文艺作品所描写的要复杂得多。站在观众的角度，我们能够判断文艺作品里的是与非、好人坏人。假如我们身处其中，恐怕也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有超越阶级的人性吗？

我的继母还跟我讲了这样一个情节;

八路军抓住了一个日本军官。有一天，一个日本女人，突然找到了杜春林的家，见到杜春林，扑通就跪下了，哭着请求帮忙救她的丈夫。杜春林答应了他，八路军的首长还真就释放了这个日本军官。继母说，那时日本人经常下乡抢粮、抢柴，家家坚壁清野。一听见枪声，村里就鸡飞狗跳。自从释放了这个日本军官后，日本鬼子就不到他们这个村里来了，乡亲们消停不少。

在我所读过的文献、文艺作品里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对这件事如何评价？用什么标准评价？我感到迷惑。如果不是继母亲自目睹，我都不相信这是真事。用我们一贯的革命观念界定，不是黑，就是白。杜春林在这里是媚外的汉奸，那个八路军的首长也必然是敌我不分的叛徒。人性在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中是不存在的。按着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日本人会这样想：这个杜春林能够说服八路军的首长，一定是个有地位或者有影响力的八路，应该除掉! 八路军则应该这样想：日本人找杜春林来说情，一定深得日本人信任，想必作了不少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应该除掉！

奇怪的是 杜春林得到了双方的信任！

我真无法想象，在那样的环境里杜春林有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念？不可调和的矛盾，怎么在他的奔走之下得到暂时的统一？这种统一符合德道，还是符合天道？—— 一个山沟里没有文化的农民，哪里懂得什么哲学！

前苏联有一部电影 叫《区委书记》描写苏联红军与德寇的斗争。有那样一个场面：德寇军官使花招，抓住了区委书记。在德寇的枪口下，区委书记乖乖举起了双手，表示投降。在敌人司令部里虚与周旋，敌我二人竟然互相点起了烟。趁机，夺得敌人的枪，迫使德寇举起了双手，然后跳窗逃跑。德寇的军官和区委书记都说了相同的一句话“只要能够成功，使用什么手段都行”。这里跳出了道德范畴，不再计较光明还是卑鄙。

从电视中听到的一句话：“有一种胜利叫做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做占领”——多么有哲理的话语！

y-f 2009.2.3 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