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相关文献资料的集合,篇幅比较长, 有兴趣的人请耐心看
不 能 坐 的 椅 子
在国税局办公楼的墙壁上挂着这样一幅宣传画：
一把椅子，只有一条腿是木头的。另外三条腿分别是摞叠的金钱,美女的大腿、玻璃酒杯。这幅画生动形象地揭示了是什么击中了贪官腐败的糖衣炮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向全党提出了预防“糖弹”面前打败仗的观点。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达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１９５３年，***在总结“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时再次提醒全党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预防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的观点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虽然警种在耳，却不断有官员热衷于这样的椅子，最后在这样的椅子上摔到。目前中国，贪污腐败也是一个重灾区，年年出现特大贪官，一些省级、部级干部纷纷落马！
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43岁的陕西蓝田人王荣利，历时近10年，搜罗近500个案例，编撰出一部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他一个人不吭不响干了快10年，搜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各类腐败犯罪案例500多个，光文字资料累计就有2000多万字，增删选编，整出一部50万字的腐败犯罪大汇编，冠以《中国反腐败报告》这样一个赫然的题目，令人一惊。
这部非同一般的报告中的案例全都来源于新华社等媒体的公开权威报道. 目前，官方的反腐败报告是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和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做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具有高度权威性，资料、数据准确. 他在书中列举了形形色色的腐败乱相——追逐权钱、卖官受贿、贪图情色、藐视法律、娇纵妻儿、居功自傲、嗜赌成性……最终东窗事发，落得个——命丧黄泉、贪财财没、弄权权失、痴情情伤、家破人亡、尊严丧尽、悔之晚矣。
由于这些案例都是近年侦破、审判并公开报道的，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李真等诸多轰动一时的大案，使人记忆犹新，但近500个案例累积一册，即便是粗略翻阅一遍，还是触目惊心。
有媒体报道了王荣利的这项研究，引起关注。华东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唐亚林，在其个人博客中高调“肯定和赞扬”这一“民间反腐败报告的标本意义”。
唐亚林说，这份民间反腐报告的统计分析和研究结论值得关注：譬如，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所谓“59岁现象”之说。如果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腐败发生的机会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存在。
在中国，贪官现象源远流长。历朝历代，贪官污吏，不绝于史。
有人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受贿的历史。《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贪官们大量的行贿受贿行为。《韩非子》描绘了战国时代贪官的举止行状。《史记》中记载有汉代贪官的卑鄙行经。
宋徽宗时出现一批著名贪官，其中蔡京、李颜、童贯、梁师成等六人贿赂公行，党羽满朝，史称“六贼”。这六名贪官祸国殃民，引发了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使北宋灭亡，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被俘虏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地区，在那里被折磨而死。
严嵩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权重一时，官员们的沉浮荣辱，很大程度上系于他一人之手。他乘机敲诈勒索。为省去讨价还价的麻烦，严嵩按照官位品级高低制定了一个价格表，文官州判（副市长）三百两银，通州（市长）五百两银，武官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吏部郎中、主事三千两，后来猛涨到一万三千两。想当官的、想升官的、罢官后想恢复官位的以及想保住官位的，络绎不绝地向严嵩进贡，送礼的人中，包括皇帝的儿子。
2001年，国外一个杂志开展了一次千年巨富评选活动，评出五十个世界级巨富，中国人入围的不多，刘谨与和绅入围了。刘谨是明朝末年的宦官首领，内务府总管。他仅仅得势了五年的时间，就积聚折合人民币为254亿的家产，就是说，每天平均收入达到两千多万人民币。刘谨通过向高级官员敲诈勒索而积累巨额财富。不管省长、部长和钦差大臣，都必须给他送礼。只要给他送礼，就可以继续当官；凡是不给他送礼的，或者没有送到一定标准的，他就命令东西厂的特务们把你抓起来，让你慢慢地在痛苦中死去。他引入了市场竞争原则，把特务机关分为东厂和西厂，让他们相互竞赛。他的胃口很大，最低标准是一千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十万元。许多高级官员不堪勒索而被迫自杀。
清朝乾隆皇帝的宠臣和?为历史上贪污之王。抄家时估算其家产为二亿二千三百万两，折合一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乾隆时期五年的国家财政年收入。据说，“雁过拔毛”这句成语就来源于和绅。他亲自兼任崇文门的税务总监，下令增加对过往客商的征税额，连进京的官员和考试的学子都一律征税。有人说，鸟儿从崇文门税关飞过，和绅也要拔下几根毛。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
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
古往今来，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清官廉吏，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为官清正、廉洁自好的美德，历来受到人们的赞颂。
1. 西门豹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 赵广汉
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 黄霸
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 徐有功
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 狄仁杰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 陈希亮
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 包拯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8. 况钟
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9. 海瑞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10. 汤斌
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不能坐的椅子(之二)
从历史上看，清官终极上干不过贪官，清官虽然誓死与皇帝一心，可到临界点上皇帝与清官却不一条心。人的欲望永远大于实际上能把它填满的填充物，这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即在没有有效监督机制下），清官不可能比贪官多，清流的力量不可能比浊流的力量大。中国那么多代王朝，贪官下马虽多，但是最后都是浊流毁灭了这个王朝，而不是清流拯救了这个王朝。所以清官与贪官的关系根本上讲是独虎对群狼的局面，势单力薄，处于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情势里。清官的最大力量源泉是朝廷，可是十个贪官好歹能让一个朝廷成其为朝廷，一个清官却绝对支撑不了一个朝廷。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完全违背十个贪官的意志而为一个清官撑腰。从理论上讲，皇帝也是人，他对享受的要求更高更多，贪欲更大，因而皇帝的气味与贪官更接近。这意味着，清官的矛头最后必然刺向皇帝，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清官作为，最后必定伤及皇帝。如果皇帝完全由着清官，皇帝则损失多多，从本质上讲，清官与皇帝不是同路人，不是利益共同体；中庸点讲，清官是朝廷平衡权力的一条腿，极端的讲，清官是皇帝之敌。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格是什么？格是取向，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格是规范，是规矩，是为人之本，是立身之道。而我又一直以为，在诸色人等之格中，“官格”当属首重之列。
《论语》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在讲做人之道，当然，儒家学说更是历代为官之道之圭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国人为人为官的信条，成为国人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无论是屈原、包拯、文天祥，还是范仲淹、诸葛亮，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上的清官、廉官、勤官、绩官、能官，都是讲求官德官格的模范，他们以自身的爱国、为民、勤政、重义、忠诚等高格美德，在历史的“凌烟阁”上镌刻下了不朽的名字，他们为当时的人民奉献了真诚和心血，他们为历史的前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分析贪官现象，追究产生贪官原因。一直为很多学者思考。
在政治生活中，人类自觉地不受权力诱惑的控制能力是很差的。摩尔说：“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只要营私舞弊的恶名不张扬出去以至毁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帝国没有土地来给官员巨大的利益，则靠允许官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受贿来解决问题。---官员非正常收入的总数大约是他正常薪俸的4倍，--还有显示，多达正常收入的16倍和19倍。精确的数字大概将成为历史的秘密。”（摩尔《民主和专制的起源》135—136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衙门中还有一种跑腿的人去征收赋税，他们出身低贱，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收入也极其有限，他们在中途获取他们的一份。”（同上136页）
“中国封建的官僚阶层从总体上来说，是自私冷酷、争权夺利、无意为下层百姓谋福利的。中国封建官僚阶级享有皇帝给予的许多特权，不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又没有后来资产阶级国家那种实行分权互相制衡的制度，因此有法不依、滥用职权的情况非常普遍。”（《杀尽贪官》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谈大正著）贪官们无一不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在皇帝没有管到他们之前，总是张开血盆大口，肆无忌惮地侵吞社会财富盘剥人民。他们丧心病狂到在灾民口中夺粮，胆大妄为到吞吃被处决、抄家的贪官们的财物，甚至与皇帝老子争财。”
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是对贪官惩治力度最大的。
朱元璋治理贪官的办法，主要有５个方面！1是六亲不认，甭管你是开国元勋还是皇亲国戚，只要犯了贪污罪，决不轻饶，驸马爷欧阳伦也不例外；2是制度严酷，简直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出一辙，收受衣物就等于贪污，汗，如此量刑，偶也够杀100次头了（偶曾收受过名牌服饰）；3是刑法残酷，简直无法想象，凡是人能想出来的折磨人的办法，元璋兄都想到了！墨面文身、剁指、断手、砍脚、凌迟、枭首、腰斩、阉割，五花八门，残忍至极，为了警示官员，还将贪官剥皮充草，做成人皮偶，放在官员的办公室前；4是打破法不遮众的常规，有几个杀几个，毫不手软，郭桓案就杀了3万多。５广开言路，下令让上访的百姓都能畅通无阻的到京城上诉，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斗官现象！
最著名的两个案子，一个是郭桓贪污案，一个驸马欧阳伦私贩茶叶案。
郭桓，据偶侦察，是当时的财政部长（户部侍郎），手握重权！ 明洪武17年（公元1385年）10月，他与手下兄弟相互勾结，大肆鲸吞、贪污国家税收和钱财。经审计部门查实，通过巧立名目、涂改票据等非法手段，共窃取银钞600万张。如果把他贪污盗窃的金银钱钞全部折成粮食，再加上与他人合伙贪污的税粮700万石，总计高达2400多万石粮食。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全国征收的秋粮总和。朱元璋十分震怒，他亲自下令将主犯郭桓，从犯赵瑁、王惠迪等人以及六部中凡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杀头。先后有数万人因与郭桓贪污受贿案有牵连而被砍了头，这个数字在历代法制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欧阳伦，安庆公主的丈夫，朱元璋的女婿，安庆公主可了不得，她是朱元璋的掌上明珠！打着岳父的旗号，欧阳伦是牛气冲天，横行霸道，和当今一些官员子弟一个熊样！但是，生不逢时，欧阳伦偏偏碰上了坚定的反贪战士朱元璋，触犯刑律被砍头。当时，朱元璋下令禁止私贩茶叶,违令者严惩。欧阳伦不顾禁令,仍然派家定周保到边境私贩茶叶，一路大张旗鼓，沿途不少官员怕得罪驸马，不敢声张。但是一位同样充满正义感的反贪斗士蓝田县河桥巡检司将其拦住，双方互不想让，甚至发生肢体摩擦！巡检司被打成重伤，他一气之下告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大怒，发誓一定干掉欧阳伦！安庆公主得知后，连忙为丈夫求情，朱元璋我、不为所动，毅然下令处死驸马！
腐败，每个国家都有，不是我们的特色！如果说乱世用重典是对的，和平时期更应该用重典！不用重典，不足以威慑贪官，不用重典，不足以扭转社会风气！当然，这要在以法治国的大前提下！
不能坐的椅子(之三)
为什么会有腐败现象？
第一是与人性有关。
许多人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但是，权力本身无所谓善恶，但权力总要由人来掌握，而人性有善恶之分，是那种贪婪的人性使权力为恶，这种人性是腐败现象的根源所在。
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自古以来有不少人在探讨这个问题。人性是恶的。人类虽然经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史的洗礼，但人性和人性结构没有大的变化，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如此。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休谟都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总是追求金钱、地位和权力。不管你是工人农民还是大学教授，只要把你放到官员的位置上都容易表现出这种贪婪的倾向。这是人的自然性质所造成的。人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人本身是无助的，是单薄的，需要从外界获得食物、空间、异性。人获得的东西越多，他的安全感就越强。由于思想的无限性带来欲望的无限性，人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想占有无限的物质财富和空间，获得无限的安全和享受。并且，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快死的时候，希望能多活几天。重病的时候，希望能把病减轻一些。病轻的时候希望能尽快好起来。身体好的时候，就想着吃喝玩乐，想着升官发财，想着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极少一部分人非常廉洁，坚决不贪。但是，即使这些人，并非不想贪。他们为什么没有表现出这种贪婪的欲望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控制了自己的欲望。他们和贪官一样有这种欲望，只是他们的控制能力特别强。这种控制能力的培养可能来源于他们的信仰和做人的原则，可能来源于他们更高的人生追求，追求做人的名声或者更大的政治利益。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这种人性结构，可以说，贪婪是一种欲望或本能，而那种控制力则是一种超我的力量。宗教、道德、人生理想的教育和法律的威慑力都可以培养这种力量。人一旦失去自我控制，就容易表现出贪婪的欲望和自私的本能。自我控制力强的官员就表现出廉洁的行为特征，自我控制力弱的官员就表现出贪婪的行为特征。
孔子说，食色，性也。马克思说，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的生产，一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口的生产。他们俩说的是一个意思。这是人的本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是一个正常人应当有的东西。谁不喜欢美味佳肴，谁不喜欢金钱财宝，谁不喜欢漂亮的女人，谁不喜欢权力、名声，这是人的本性所造成的。人就是这样，西方人认为，人类本身从起源上就是有罪的，从人之成为人那一天开始就是有罪的。这种罪就在于人是由各种欲望和本能所组成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人是最靠不住的，自己是靠不住的，只有上帝才是最可靠的。每时每刻，人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为什么我们宣传的英雄人物大都是死过的人？因为死过的人不会发生变化了，定型了，而活着的人随时都会变化。正是基于对人和人性的不信任，对官员和领袖的不信任，西方人才建立一整套约束官员的系统，才建立起法制。法制就是小人政治，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就是对人和人性的不相信才建立起来的。不管你是总统还是省长、市长，不把你当成好人和善人来对待，而是把你当成坏人来看待，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如果你是好人，这一套制度约束着你继续做好人；如果你是坏人，这套制度使你无法为非作歹。
我们往往认为，大多数人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既然这样，我们的监督机制，我们的专政机关所针对的就是这些极少数人。对干部们的监督和制约是自我监督，是自律而不是他律，主要靠的是自己的良心、党性和觉悟。所以，我们强调德治而不是法制，把每个人都看成是君子和圣人，把每个干部都看成是廉洁的干部。我们的许多理论、许多制度安排和许多政策设计都建立在这种人性观上。建立在对人性错误估计之上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就严重走样，许多政策居然达到政策的反面效果。许多人说，中央的政策都是好政策，下面执行的时候就变了样，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从根本上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人性使政策和法律严重扭曲了。
康熙说，无官不贪。他透露了人性的秘密，无官不想贪，无人不想贪。这既是外国人的人性，也是中国人的人性，既是古代人的人性，也是现代人的人性。我们没有真正面对这个问题，正确地表达这种人性观。
鉴别一个人是不是腐败分子，能否从他的内心世界来判断呢？不能。如果从内心世界来判断话，那么实际上就没有好人了。孔子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人，不能看他的动机和心理，而应当看他的外在的行为。同时，孔子说，判断一个人是否孝敬老人，不能从外在行为来判断，而应当从内心世界来判断。
第二是与官僚制度有关。
在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方面，官僚国家比民主国家更重视；在对于贪官污吏的惩处方面，官僚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加严厉。即使如此，官僚国家却比民主国家更容易产生腐败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皇帝在反腐败方面，心理上非常矛盾。
古代，官僚队伍是皇帝领导下的队伍。对于皇帝来说，纵容腐败和反腐败都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我们看到，一方面，皇帝纵容腐败，用利益驱动机制引诱官员腐败，赵匡胤对石守信讲，人生在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大丈夫所求，不过是多占田宅，惠及子孙；多买些歌舞儿女供自己享受而已。显然，赵匡胤希望这些高级将领们去腐化堕落，以转移其政治志向，消解其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反腐败是皇帝手中打击政敌的必要手段。如果官员不腐化堕落，反而找不到打击的借口，因为官员的腐化堕落，因为官员们经不起调查和审问，所以皇帝就可以利用这个借口排除任何一个想排除的官员，以实现权力的更替和人员的更新。
如何惩治贪官污吏并不取决于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和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甚至取决于皇帝的贤明与昏庸、个人品质与才干。在官僚社会，康熙说的无官不贪的那句名言，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真理，但是究竟要把哪一个贪官抓出来，这就要服从皇权统治的需要。乾隆皇帝知道和?是贪官，但他认为和?是心腹，所以不抓他。乾隆死了，嘉庆要抓他，并不是真要反贪，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
古代监察系统的职能不仅在于监察官员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起到一种政治上的监视作用。这种政治职能和反腐败的职能混合在一起。并且，因为卑鄙的政治动机、贪婪的物质欲望和野蛮的诉讼程序，监察官完全可以把公道正派的官员打成腐化分子，也完全可以把一个贪官说成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监察机关和其他所有政治机关一样都具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作用。在官场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时刻都在斗争状态，揭发和诬告对方的腐败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国家的反贪工作常常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贪不过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腐败，不少监察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对于国家衰败反而起了助推作用。
其次，官僚制度下的监督体制是一种成本高而效果差的体制。
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古代的官僚队伍是缺乏监督的。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是不受监督的，其他任何官员都在别人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包括，来自于上级的监督，来自于监察系统的监督，来自于下属或者群众控告、密告的监督，来自于群众舆论的监督。不属于西方那种民主监督，缺乏选举和罢免的机制，缺乏新闻舆论的监督。中国的监督，从实质上说，主要是用官员来监督官员，投入的成本高而监督的效果差。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是监察人员太少，而被监察的官员太多，根本就监察不过来。古代文武官员的数量因朝代而有不同。不包括那些吏员，仅仅朝廷命官，每个朝代都不少于几万人。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其中在全国十三个监察道共派遣监察御史110人。用200个监察官去监管几万名朝廷命官和几百万吏员，显然从人员比例上是非常不协调的。那么，需要几个监察官才可以监管住一个被监察的官员？如果一个监察官监督一个官员，能否监管得住？如果把官员像囚徒那些囚禁起来，一个人可以监管几十个人，但事实上不能这样做，官员不同于囚徒，他们要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要履行一定的工作职责，要在自由状态中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监管一个人，是起不到监管作用的。作为监察官要吃饭睡觉，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看着这个被监管人。这个被监督的官员可以利用你睡觉的时候做腐败的事情。如果两个监察官采取轮流看管的方式，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呢？两个人看住一个官员应该不成问题，但是，许多腐败行为和幕后交易并不是这个官员亲自经手的，而是他的老婆孩子或者其他人经手的，能把他的所有亲属都看管起来吗？国家有这么大的力量派出这么多监察人员吗？不可能。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监察官总是太少，被监察的人太多，这样，被监察官发现的腐败行为在整个腐败现象中所占的比例肯定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对于所有的官员来说，都有这种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之所以有这种侥幸心理，是因为被发现的几率太少太少，或许只有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案发可能性。
二是监察官本身是靠不住的。他们并不是特殊材料制造出来的，他们和其他官员一样，具有人所具有的所有弱点，具有自私和贪婪的本性。监察官和其他官员之间，仅仅是履行的职责不同。监察官可以变为其他官员，其他官员可以变成监察官。其他官员可以贪污腐化，可以行贿受贿，可以敲诈勒索，监察官同样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无法保证监察官的清正廉洁，无法保证这些人一定比其他官员公道正派。监察官不应当贪污腐化，从大道理上来说，应当清正廉洁，但事实上并不如此。腐败与反腐败往往成为相互强化的循环结构，越反腐败，腐败现象就越严重，因为监察官们在腐败方面比其他官员表现得更猖狂。腐败现象越严重，反腐败的力度越需要加大，因为反腐败而大量增设监察机构，监察官的权力越来越大，素质越来越差，胃口越来越大，其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的行为越来越猖獗。监察官们下去巡视一趟，天下的财产就要被剥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明朝时期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组织，既是皇帝的宠信，自可无法无天，横行天下，致使一些监察官员反而成了这些特务机关的鹰犬，终于出现政治腐败的局面，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他们也是人，当他们去监管其他官员的时候，当其他官员的问题被他们发现的时候，其他官员就可以采取行贿的办法来收买这个监察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派两个人，还是派十个人去监管一个官员，最后都可能遭到失败。不仅监察机关本身可以成为腐败的源头，而且可以成为一个打击正派官员保护腐败官员的机关，甚至会催化和加剧吏治的腐败。东汉中后期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操纵监察官的任免，监察机关逐渐成为不法官吏胡作非为的工具，汉灵帝时，监察官竟然把26名勤政为公的地方官纠举弹劾。明代武宗时，刘瑾在监察机关内安插党羽，当时的监察院实际上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了，反腐败的力量最后演变成为最大的腐败源头。
三是形成监察再监察的恶性循环。皇帝知道监察官的上述所有弱点，知道监察官本身是靠不住的，于是就设立专门对付监察官的检察机关，但是谁又保证这个新的监察机关可靠呢？于是再设立一个对付这个新的检察机关的机关，这样，我们在明朝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无限的连环：文武官员系统——都察院——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新的内厂，当然，因为明朝在新的内厂设立不久就灭亡了，如果明朝继续延续，肯定会设立新的监察机关。即使有了这个新的内厂，谁又能够保证组成这个厂的人的清正廉洁和公道正派？监察官敲诈其他官员，其他官员敲诈平民百姓。按照明朝的刑法规定：凡是抓人必须有确切的证据。但是锦衣卫所抓之人多是捕风捉影事实不清，抓人后不先带回衙门，而是先找一处空旷之地将所抓之人毒打一番，名曰“打桩”，被抓的人必须将自己的钱财贡献出来向他们行贿。钱少了，这些小特务就自己留着，钱多了，就是小特务与大特务平分。但是被抓的人钱财不多或者是不能满足这些特务的需要的时候，即使是花了银子也要被带回特务机构百般拷打。这些机关合计有多少人呢？仅仅锦衣卫就有十几万条虎狼。古代监察制度因为其根本缺陷必然陷入这样一种无限循环的状态之中。“正如童话中所讲的，魔法师让狗去看管羊群，为了监视狗不出差错，就命令一根棍子去监视狗，但怎么又能保证棍子不出毛病呢？”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7年1月9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切实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使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振奋的精神和良好的作风，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在执政情况下必须面对的考验。我们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2009年1月胡锦涛再次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七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决维护党的纪律，保证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保持惩治腐败强劲势头，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党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工作原则和主要任务，为着力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
学习胡锦涛同志这一重要讲话，我们首先需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应当看到，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对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都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坚决惩治腐败，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最终将导致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文化颓废、社会混乱，导致党心涣散、民心丧失、矛盾激化、信任危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决遏制和消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反腐倡廉建设正处于重要发展时期。党的各级组织和全党同志都应当准确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坚持拒腐防变警钟长鸣，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各种诱惑的时代，是各级领导干部容易犯堕落的时代，是上帝故意考验中国人灵魂和意志的时代。做清官、好官，还是做贪官、坏官？每个领导干部都在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最后，抄录陈毅元帅的一首诗，与大家共勉：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
为官者切记：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岁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火热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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