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回知青，挨了一次批斗。经历了一场风雨，享受了一段人生。1970夏季，由于长时间没有收到家里的来信，我的性情变得越发急躁和不安。我向公社邮局询问，答案是不知道。大滩公社其它大队的知青也相继出现收不到家信的情况。有关扣留知青信件的风言风语一时间在大滩公社传的沸沸扬扬。一天我来到老羊圈的三道沟，与李孝天谈及此事，两人愤愤不平，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大滩公社的邮递员老唐（化名）是北梁人，我们决定从调查老唐入手。不久北梁公社的知青送来了情报，情报让我们大吃一惊。一名知青（忘了名字）溜进老唐的家里，在炕毡子下面发现了大批积压的知青信件。原因查清，原来是老唐私自扣押了知青的信件，遗憾的是至今也不知道老唐当初究竟为何与知青结下这般仇恨。

我和孝天决定先找老唐算账。先是纠集了另外几名身强力壮的知青，计划在老唐回家途中经过小北沟梁头时质问此事，如果引发争斗，就原地收拾他。结果老唐那天去串亲戚，没有路过此地。大家有些沮丧，第二天中午便来到大滩公社邮局找老唐理论。老唐态度蛮横，气焰嚣张，对所作所为不屑一顾。当时大家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火，双方的争吵愈演愈烈，最后终于动起手来。我和孝天扑向老唐，老唐难以招架，从后门逃之夭夭。大家不解气，随手对邮局实行了“打、砸、抢”。忘记是谁砸掉了公社唯一的一台电报机，也记不得是谁打了一名女邮递员。邮局一片狼藉，呼救声此起彼伏……

我见事态有些失控，劝大家赶紧住手，并尽快撤离现场。当我们走出邮局来到街上，部分社员已经站在街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没走多远，后面便传来一阵嘈杂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十几个社员手持锄头、铁锨，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想跑也跑不掉了，我们几个只好站住，围成一团，准备战斗。社员们见我们站住，也不敢贸然向前，两群人对峙了有一分多钟。突然，社员里有人高喊：“咱还怕这几个知青吗？打这帮王八羔子操的！”社员们随即蜂拥而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几个转身向村外跑去。一路飞奔到了南窝铺，见社员已经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喘吁吁，面面相觑……

心神未定之际，远处又传来了阵阵马蹄声响。举目望去，但见一只马队从草滩向我们飞奔而来。明晃晃的钐镰在阳光下时隐时现，我知道，要吃大亏了。大家从草地上匆匆爬起，拖着两条发软的腿又向四扎拉逃奔而去。两条腿终究跑不过四条腿，马蹄声越来越近，谩骂声不绝于耳。危难之际，大滩林场那一片低矮的树林突然跃入我的眼帘。我立刻高喊：赶快向树林跑！快！钻树林子！”大家随即跑进树林，社员的马队也接踵而至。大滩林场的林子当时只有三米多高，长的密密麻麻的，人钻进去仿佛进了青纱帐。社员们骑着马，手举着钐镰，在林子边上来回转悠，就是进不了林子。屈辱瞬间转化为愤怒，逃跑顷刻间变成了进攻。我们捡起林子里的石头，开始袭击马队。马匹受到惊吓，左躲右闪，乱蹦乱跳，社员们的进攻和追击不得不停止下来。天色渐暗，社员们无心再战，在“这群王八羔子操的！”一片谩骂声中撤离了现场。去年听春雷说，他们当时也得知了我们在公社与社员发生冲突的事。春雷随即带了几名知青骑马前去增援，但当他们赶到公社时，我们已经撤离了。殊不知，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大滩林场的树林中与社员的马队周旋。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如果当时能够和春雷他们联系上，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效果一定不错。

社员的马队撤走后。大家都瘫倒在地上，你看着我，我望着你，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有人提议到四扎拉的知青那里躲一躲，但又唯恐连累了那里的知青。最后大家决定，还是各回各村，各负其责。小北沟离这里还有十几里，天色已晚，我决定先到孝天那里住一夜，明天再回小北沟。与孝天来到老羊圈三道沟村口，便看到知青点门前有人影在闪动。我和孝天立刻蹲了下来，商量对策。孝天说：“我先进村，我和老乡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就来找你，你再进村。如果我半小时回不来，就是出事了，你赶快离开这儿。”下乡时父亲送给我一块旧手表，此时此刻我才体会到了这块手表的真正价值。半个小时过去了，孝天没有回来。我知道出事了，便独自离开三道沟。赶回小北沟已经是深夜，村里静悄悄的，我心想应该没有什么大事了，于是溜回知青点，钻进被窝就呼呼大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撒尿，一推门就看见何振玉和另外一个大队基干民兵，身背钢枪站在门前。振玉跟我很熟，我们常在地头拉杠子、摔跤，我赢他居多。我装糊涂：“振玉，你啥意思？”振玉有些不好意思：“大队说了，你不能出门。让我们看着你。”我明白了，走回屋里，对老吉说：“我出事了。我妈要是给大队部打电话，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不一会儿，大队长来了，对我说：“公社来了通知，要大队批斗你。大队决定晚上开会，希望你好好配合。”大队长走后，我托振玉买回一条红卫牌香烟，并随手送给振玉和那个基干民兵几盒。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抽着烟，盘算着……当时我毕竟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面临如此屈辱的困境，将承受如此严峻的考验，我行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