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知青网‘重绿杯’美文大赛”参赛作品选（97）

 

知青散记

                           邵百伶

 

上世纪70年代，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我的家乡承德县石灰窑公社沟门大队也来了一些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由于那时我还小，关于知青只留下了一些零散的记忆，唯一留下固定认知的是只有城里的青年才能叫“知识青年”。

 

记忆里最早有印象的知青都是老师。

 

第一位是沟门大队小学的小郭老师，她插队的第七生产队离学校约二里远，只有十几户人家，社员们都叫她“小郭子”。忘了她是从哪里来的，唯一留下记忆的一件事，就是听说她有一次走夜路从学校回生产队遇到了“鬼打墙”，在一个山弯处转悠到了鸡鸣天亮。

 

另外两位是从县城来到沟门大队小学的知青史老师和张老师，那年杏花开的时候她们曾在我家吃派饭（社员们每家轮流管饭、老师按规定付伙食费和粮票），母亲给她们煮了平日舍不得吃的咸鸭蛋。两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给学校和沉寂的小山村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后来，史老师嫁到了公社书记家，张老师也调回了县城，现在应该都已经年近七旬了。

 

还有一位据说是因为家庭成分原因从市里下乡到石灰窑公社毛兰沟大队，在毛兰沟小学教书的龙老师。龙老师后来和本大队的一名青年结婚，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把自己的青春芳华都献给了山里的教育事业，是一位优秀的乡村女教师。

 

见到集体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在我十岁那年。

 

1974年早春4月的一天，穿村而过连接县城的沙土公路上，开来了一支由吉普车、大轿子、敞篷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车队，车上拉的是承德县境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几个军工厂的知识青年，他们要到附近的几个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来自3532军工厂的几十名知青被分配到了沟门大队的各生产小队，每个小队大约五、六人。知青们刚来时都是暂住在社员家里，和主人住对面屋，我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的几名男知青住在了一户马姓人家。

 

小队里来了陌生人，我和小伙伴们自然少不了好奇心，想去马家看看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刚好有小伙伴在村头捡到了一只小鸟，于是有人出主意说拿着这只小鸟去，他们要问，咱们就说是来送鸟的。

 

等来到马家，才发现所有的准备都是多余，知青们正在睡午觉，把小鸟交给了一个被惊醒的知青，大家便跑了出来。此行最大的发现是，他们睡在土炕上，每个人身下却都铺着一层厚厚的床垫子。

 

在社员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关部门为知青们在村中间建了一处“青年点儿”，知青们集体搬到了那里居住。“青年点儿”两排大瓦房，是那时大队里最豪华的建筑。

 

我那时正上小学，和知识青年们接触并不多，只记得本队的几名知青有“小安子、老郎、小张子”，其他记不清了，但他们那一口东北话却是至今记忆犹新。知青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干农活，一起参加公社、大队的会议和活动，闲暇时也会到社员家里串串门儿。一小队有一名姓孙的知青笛子吹得特别好，文艺演出时一曲《扬鞭跃马送粮忙》听起来就跟广播喇叭里的一模一样，他还是个游泳高手，能在村头的大蓄水池里游十一圈，而我那时的最高纪录也只有四圈半。

 

石灰窑公社离3532军工厂只有几十里路的距离，那时生活条件不富裕，但山清水秀自然环境还不错，相比那些到偏远地区战天斗地的同龄人，到这里下乡的知青们可以说是相对“幸运”的。但他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从大都市沈阳来到承德大山深处的军工厂，几年后又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军工厂到农村插队落户，经历又不可谓不曲折。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知青们正处于青春躁动的年龄，在一起相处久了，知青之间甚至知青与本地青年之间难免产生爱恨纠葛。当时最轰动的一件事是有一个生产队的一名女知青怀孕了，男方是同小队一名本地青年。这件事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最后在大队小学操场召开公捕大会，男青年被以强奸罪逮捕入狱。后来女知青再无消息，男青年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在监狱工厂就业成了非农业户口，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大约在沟门大队劳动生活了三年左右时间，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知青们又回到了3532军工厂父母身边（1994年，3532军工厂整体搬迁去了廊坊）。如今离知青回厂已经四十几年，我也离开故乡二十几年，不知道这期间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探望，但我知道无论知青们如今身在何方，那里的大东山、那里的老牛河，那段青葱岁月、那些青春印记，都会时常在他们记忆深处的某个地方，泛起阵阵涟漪……

 

作者：邵百伶，男，56岁，在乡下做过小农，在城里做过小贩，现为新媒体《老家热河》小编。

“承德知青网‘重绿杯’美文大赛”由承德巴特销售有限公司根据大赛奖项，提供以下不同档次的巴特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