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杜丘与横路

            何申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出国去日本，那时中日关系正在好时候，我还挺紧张的。原因是我们这个“作家团”人太少，加上翻译才五个人。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说几点到绝不晚一分，说场面上要有礼貌，我微笑得脸蛋子都木了。
    但心里还是有股子拧劲：奔走于几个城市，途中吃饭，按咱们习惯，大家一块出来也是缘份，围一桌喝点小酒说说话多好。可日方陪同人员不同意，坚持按规定，每人一个套餐。就是一个方木盒子，有小格儿，或一块鱼，或几片肉，一碗黄酱汤，一些青菜，几条咸菜，外加一碗面或一碗米饭，每人每顿不超过八百日元，相当于人民币五十来元。他自已还不吃这盒饭，就吃个饭团。说你也来一份，你说不行那是给你们吃。那你到是去一边吃，不，就坐你旁边吃，嘿，这叫一个难受。
    那时我们饭量还都挺大呢，顿顿看样饭照片，找给得多的点。后来受不了啦，有一天住进饭店，团长、翻译和陪同出去会客，临走说你们看什么好就自己点吧。倘若就我一个人，肯定按规定吃，但三人一聚刘关张，胆子就大了。把房卡一亮，先学电影里日本人说中国话：来一分〔份〕留肉便〔溜肉片〕，没用，服务生根本听不懂。但手指头管用，直指肉呀鱼呀，还面青菜裹着面炸的，叫天妇罗，说这也歧视妇女了，咱帮着解放一下。酒是清酒，喝了几小壶也没啥反应，又要不少。转天翻译悄悄问我，说你们三人怎么吃了小二万日元。我说就是往饱了吃一顿。后来这账怎结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什么时候出国胆变大了些呢？是后来去德国参加书展，一看光我在的中国作协团就四十多人。再加上各省的团，好几百人，飞机上北京话天津话上海话交汇，法兰克福主街上中国人成群结队。加之那会咱们中国人腰包鼓了，临走突击花钱，兜子里除了德国菜刀就是巧克力。有个女作家特有钱，专买老式银制餐具，下午三点敲商店门，老板指着小纸牌说在休息。作家中有位说山西味外语的：顾客，是上帝；老板指着教堂，说上帝在那里。后来众人就拥进店，老板说：噢，来了这么多上帝呀。
    回顾往事，看来出国注意事项还应包括：人少时别胆怯如鼠，太把他们当回事；人多了也别气壮如牛，太不把人家当回事。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在异地他乡面对难处时，往往很难把握得当。这一次中国游客在日本成田机场弄出点事，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外国不是经常上街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吗？并由此标榜他们那民主自由，咋换了中国人就大惊失色？我估计这要是批美国乘客，机场都不敢来硬的。还不就是因为咱这是个低价团，他们没当回事吗！要说咱们的人也有不合适的地方，你花轮渡钱，得有思想准备，肯定坐不了邮轮。
    但说到底，我觉得责任主要还在机场：都晚上十点多了，说走突然不走了。有雪走不了，这没得说。这一宿怎么办，你得找个会说中文的讲清楚，乘客肯定通情达理。一说你们这低价团有条文在那，机场不管，众人可不就慌了，急了，加上人多，就不干了。我估计这些人多数是第一次出国，又在日本，容易想起电影《追捕》里的杜丘。这要是走失了，把你引到房顶说：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别往两边看；你不走，给你吃药，把你变成横路敬二；再不把你弄到北海道乡下，男的做工，女的生一堆孩子，有家难回，天天隔着大海望乡……
    当然，这百十多位中国将士，也未免过于紧张了，不会日文，还不会说国语给大使馆打电话？急了集体唱国歌，把一个住宿的事弄得复杂了，就是在机场熬一宿，也没到“最危险的时刻”。其实要唱应该唱《春天里》，“朗里格朗朗里格朗　没有航班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你们怪模样。朗里格朗里格朗　朗里格朗朗里格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