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知青朋友聊往事〔代序〕

 

何申

 

为《木兰往事》这本书作序，我是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通过这些文字，我又了解了当年咱天津知青在围场县插队的生活；为难的是我和各位一样，当初也是天津知青，也去承德，只不过诸位去是最北边的围场，我去的是最南边的青龙。虽然都是知青，可说实话，你们去围场的比我们苦多了，对你们，我心里早就存着一份敬意，故当老朋友曹建平把厚厚的书稿转送到我家，我一开始是不敢接的。
    曹建平原是承德市国资委主任，热情豪爽，与本书作者之一李小芹女士〔选调后〕曾是军工厂的同事。建平与我相识几十年，又比我小几岁，和我一样都喜爱京剧，在一块唱过。那日他说：老兄您无论如何得给我面子，今天这活儿，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得，碰见这主儿，你就没辙了。然后就与李小芹通话，小芹上来就问我家住哪，一说住长沙路，嘿，邻居，我两家隔着马路，相距不过几十米，想当年肯定见过。都说老乡帮老乡，理所又应当。何况曾经的近邻，又怎能不相帮。于是就满口应下，把建平乐够呛，还不知足，又让我写副字，然后说，别累着，慢慢看，不过，这活儿可没稿费。我说当然，咱纯义务。
   初稿五号小字，费眼，李小芹发过电子版，好傢伙，三百多页，30多万字，我给建平发短信说，这不是随笔，分明是部长篇小说。建平说您不用看那么细嘛。我心说，不细看，怎么写。不光看，还要记些笔记，然后还得琢磨，写成什么样的序。
    写序，没有非常固定模式，但总的要求是把这本书的要点概括出来，把读者比较快的引领进书中。从作序者的站位看，有领导式的，俯视作品；有指导号召性的，提些要求；有学者式的，分门别类，引经椐典，评说细微……
   我用数日把这书看下来，考虑再三，决定我这序要另起起炉灶，换个写法，即结合各位的文章，我也以知青的身份，与各位聊上一把，当然，这其中必然要谈读后感，也略作评议。至于文风，聊天嘛，就大白话说了。
 
                                              一
 
     先说读后大感受：

本书内容丰富，记载详实，个人亲历，原汁原味，是一部很难得的承德地区围场县天津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史料。
    椐我所知，多年前承德出过一本关于知青的书，书名叫《青春无悔》。我还参与了编辑工作，也写了文章。但那本书的作者，多数是承德知青，天津知青有我和赵玲等，比较少。像《木兰往事》这本书，完全由一个县天津知青写成，我先前没见过。也许，这是在承德插队的纯天津知青写往事的第一个“县级版本”！
    我要祝贺！再祝贺！
    编这么一本书太不容易。首先咱们知青后来各奔前程，散到五湖四海，甭说组来一批稿件，把人找着都不很容易。前些年又没微信，全靠写信打电话。二是时过境迁，有人愿意回忆些往事，也有不大愿意的。这就得靠热心的组织者做工作，让更多的老知青参加这事。还有就是有的能写，还爱写，有的多年不动笔，想写，却不知怎么写等等。
    就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承德市的知青吧，本来活动搞得非常不错。十年前就出书、办展、开网站。但这些年一退休，情况就大变了。有在家带孙子外孙的，这是一大部分，累着快乐着，没空儿想那些陈年往事。有跳舞的，跳出第二青春，忙着结识新伙伴，享受新生活，顾不上老哥老姐妹了。有国内国外两头跑，全心全意为儿女服务的。还有上各种老年学习班的，没事听养生讲座买保健品的。还有有病的，这不好受那不好受，还有头些天还在一块，过几天一问没了的……
     这是现实，也是要编一本书背后的故事。
    应该说李小芹和各位不简单。那天通电话时，她正在医院。是她身体不好还是去看别人，我和建平都没敢问。总之，我们这拨“老初二”的，眼下都是奔七十的人，已不是当年在乡下喝生水睡凉炕爬大山受大累的小伙子大姑娘了。所以，各位能写出这么多文字，非常不简单。
    这本书，往大了说，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从小了看，也将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前人文档、家风解读。可别小瞧了，现在有多少人想寻些有关自家前辈的遗存文字，太难了。
   《木兰往事》的价值，会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重。所以，书出来以后，要收藏好，有那一天，连存折、银行卡和这本书一并交付后人。要是儿女多，还可讲条件，谁能把老爸老妈书中文章背下来，就多给钱。可惜呀，咱们都是独生子女，那也得告诉他们，没事少玩手机，看看这本书，有好处。
 
                                                   二
 
    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文风朴实，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实在在地记录，不加修饰。如离家去围场的那天，许多人写的都让人动情、流泪。
    作者白水写道：“吃晚饭时，母亲问我办毕业证的事，我才说，户口都退完了。她愣了一会，放下了碗筷，转身走开了，我没有觉察到什么，狼吞虎咽的吃着。等母亲再回来时，她收起碗筷，说：‘你就这样决定了？’我点点头，她又无奈的望着姐姐，姐姐不久也要到东北插队去。这时，我看到母亲红肿的眼睛含着泪……
    我是“中锋”，退户口的情景，各家大都如此。
   ‘后卫’是父母老来的独子，他们都上了年纪，多年病魔缠身，家里一下要走他和妹妹两个，爹娘老泪纵横……
   ‘替补’的母亲含辛茹苦独自拉扯大三个孩子，这回他和弟弟都要离开家，母亲泪流不止……
   ‘前锋’家要走他们兄弟两个，还有一个弟弟在家待命，老爸整天眉头紧缩，老娘恋恋不舍，暗自落泪……
    一夜的火车，一夜的哭声，一夜的歌声和口号声。”
    ……
     不再多引述，书中还有很多篇都写到这种情景。
     我对此亦有深刻的记忆：
    1968年夏天，第一批是去内蒙古通辽的，是成火车皮走的。我们班有两个同学去，大家到东站送行。站台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紧挨着车厢搭了个台，有不少人在上面发言喊口号，都激动的不行。天很热，站台上气氛更热，同学和同学，家长和孩子，都在不停地说呀笑呀，弄得我也激动了，心想早晚得走，真不如跟这拨儿走，挺荣光呀。
    可是谁也没想到，当汽笛长呜车轮启动，分别的时刻真的到了，也不知哪位母亲哇地哭了，大声喊女儿的名字。连锁反应，顿时哭声喊声一片，敞开的车窗，上下不知多少只手紧抓不放，车站工作人员急的跺脚，使劲拽，不拽就出危险了。火车远去，站台上随处可见瘫坐的和被搀扶的，红旗锣鼓早不见了踪影。
    随后很多年里，许多文章都忌讳写这样的场面。说来可以理解，我们太习惯在书写时把自己的真实情感隐藏起来，乃至视而不见。但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天下最永恒的“父母心”。红旗招展与分离的泪水并不矛盾，而恰恰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写照。
    当然，我也佩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知青朋友。不好意思，我走时就没流眼泪。因为形势发展太快，等到我们走时，已经没有激动的场面可以让你激动一下了：
    我是第三十四中学的“老初二”。我是1969年3日10号、农历正月初十那天去的承德地区青龙县，比李小芹等各位腊月去围场，不过晚几个月或者一个月。虽然只是短短一个月，但情况已大变，没有什么讨论谁留城谁下乡一说，全得走。我们学校“老初二”、“老高二”，除了少数自己回老家或跟哪走的，大多数都是全班端。整个过程非常平静：开会，县里人介绍，报名，销户口，家长送到车站，走人。因为我们是从秦皇岛北上出长城的，直接放到公社，转天进村。任何欢送场面也没有，所以也就没处去激动。
    但我知道，我走了，我母亲大病一场。我有五个姐姐，男孩只我一个。四个姐姐都结婚，那时家里只有我和五姐，五姐上技校，1968年分配到江西大山的兵工厂，转年我又去塞北。父母年纪大，身体又不好。但我们还是非常听话，让走就随大拨走了。我们村6个男生，其中独生子4人，另外二人，哥俩也都走了。那时回天津不论到谁家，都是老头老太太。但他们都挺刚强，告诉说：我们没事，别惦着。我们知道，有事也帮不上，索性也就不惦着了。
 
                                                三
 
     围场知青的意志，在承德天津知青中，我看是属于最坚定顽强这个级别的。本书中很多篇都以亲身经历为此做了注解。
    根据之一即围场纬度高，冬天太冷。而且，诸君偏偏就在最冷的时候去的，在大雪寒风中上了插队第一课。那些年，我曾偷偷想过，伟大领袖怎么偏在冬天发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呢？如发表在春末夏初，起码去北方边彊、乡村的知青，情况要好得多。
    在河北省各专区中，承德地区大概是接收天津知青最多的吧。从有关方面了解一下，一共有四、五千人。其中，围场可能又是最多的，有六百多人。青龙才二百多。我记得当知道要去承德时，我们班同学都怕去围场，说那太冷，冬天到外边解手得带棍儿，冻了好敲。后来到了青龙，应该说论冷劲比围场差远了，那也把我们冻够呛。关键是我们村二个人一个队，烟火少，炕都烧不热，房子透气漏风。但围场当年啥样，还真不知道，看了大家的文章，我算是服了。
    白水写道：“一清早，队长来看我们，可我们的鞋怎么都穿不上，干着急！
     队长说，鞋是冻了，以后不要放在地上了。又说 ，这屋冷，炕凉，列个（昨天）就多烧了点柴禾，给你们多做了点干粮，你们自己烧火热热吃吧。
    大家下地洗手，发现水缸里的水冻的结结实实，毛巾也硬帮帮的，再看看干粮，个个冻得像石头，淘气的“替补”拿起干粮使劲往地上摔，震得‘当当’响，‘前锋’说，烧火蒸！”
    作者魏树人写他们住“白宫”，是这样的：
    “头一年入住‘白宫’就打乱了我们原来的生活习惯。晚上入睡前，添满一盆火炭，炕头的苇席散发着焦糊味儿，每人都是两铺两盖。我们头顶皮帽，颈系围脖，嘴上扣个大口罩，连喊三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光溜溜地迅速钻进冷被窝。窗外白毛风呼啸，被窝中的硬汉子们口中冒着白气背诵语录，高唱着革命歌曲，用精神胜利法去战胜最难过的一刻。
    最难受的还是半夜小解，披上羊皮大衣站在大门口，没尿时就打颤，尿完了更哆嗦，一泡尿不知要损失多少大卡热量，再钻进被窝几十分钟都缓不过劲来。后来有人索性把窗户开个缝，站在炕上去解决了。早晨一觉醒来，被头上一层白霜，再集体振臂高呼几嗓，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刚刚被体温焐热的温壳。如果头天晚上忘记将毡袜从鞋里拔出来就会牢牢地冻在一起，还需挥拳一通猛砸，几个人乒乒乓乓演奏着‘白宫晨曲’。该刷牙了，牙膏挤不动，洗脸吧，脸盆冻起个大鼓包，喝口水吧，暖瓶塞冻住了。不论谁值班每天第一件事是烧水烫水缸，不然连凉水都没有，水缸也冻实了。”
    这些文字，如同在硬硬冰面上凿出来的。没有挨过那么刻骨铭心冻的人，是绝对凿不出来的。然而，令我更敬佩的，是面对寒冷，面对塞北艰苦的环境，各位不仅没退缩，而且是迎难而上。
    在本书中，我看到大家的适应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做各类农活，骑马、赶车，驯牛，打草，打柴等等，还充满信心地去生活。比如知青自己还养猪，虽然很难喂好。椐我在青龙所见，男知青多是吃饱上顿不想下顿，女知青下地干活回来做饭就够忙了，没见谁养猪，养鸡的都少。至于种菜，还是有的。
     本书中李之廉 、王静写的《知青小菜园》，很有情趣：
    “坝上的春天依然很冷，无霜期只有60多天，种地要等到五月节以后，这段时期，我们把发了芽的菜籽播撒在筐头里、脸盆里、一切能用的容器里。然后，把它们像小宝宝一样放在炕稍，让它们继续长大。直到天暖和了，且笔记本上记载的日子到了，才把它们细心地移栽到菜园里。每天收工回来，不管多累，我们都要到菜园里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浇水、拔草、施肥、授粉、给黄瓜和豆角搭架子。每天忙碌，乐此不疲。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菜苗渐渐长大了，开花了，菜园里白花、黄花一片片、一簇簇，生机盎然。秋天，圆白菜、菜花、莴笋和苤蓝长得很大。可是像黄瓜、西红柿等等都是刚坐果就不长了。”
     很不简单，真有一辈子在那生活下去的样子。
     对啦，我们青龙那里与围场有些不同，你们那每村知青多的有二十多人，我们这有十个人就是多的了。你们多是大家生活在一起。青龙知青是分散的，每个生产两三个人。所以，像你们那样大家在一起同甘共苦，我们很羡慕。比如我，和另一男同学在一个队，他参加贫宣队或回家，我就一个在两间用仓库改的房里过日子。
 
 
                                                三
 
    本书中在记录知青往事时，重点书写了与当地人民群众之间的友情。写的多且细，这既是当年真实，也表明我们知青是心念旧恩有情有谊的一代人。
    在李小芹写汐《山里的女人》一文中，写了一个叫桂芹的姑娘———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山里姑娘，名叫桂芹，那年16岁。桂芹命运多舛。其母早逝，父亲为了她和弟弟没有再娶。桂芹小小年纪就充当了家庭主妇的角色，洗衣、烧饭，养鸡、喂猪……为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供年幼的弟弟上学，她每天还要到生产队挣工分。由于干活太多，她的手早已没有花季少女的柔软和纤细，手指骨节粗大，手掌布满硬茧，左手被镰刀割伤的食指已经不能伸直，活像爬犁上的齿。这双粗糙、坚硬且有些变形的手与她那充满稚气的面庞对比鲜明，看了让人心疼。
桂芹教我们烧火、焖小米饭、贴玉米面饼子、压莜面饸饹、撒粘糕、做莜麦面炒面、腌咸菜、渍酸菜、推碾子……成为我们独立生活的启蒙老师。”
     在写村里干部与知青喝酒时，还有这样的动人细节：。
    “一天，三婶得知丈夫晚上不回家，要与一队男知青于鑫喝酒，于是做晚饭时特意煮了几个鸡蛋，剥去皮，用针扎上眼儿放在大碗里，然后从咸菜缸舀些咸汤泡上。待孩子们吃完晚饭，嘱咐二女儿老丑看护好弟弟，自己端上大碗，摸黑送到大队部。
     油灯下，张书记正与于鑫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说着掏心窝子的话，看见媳妇端着吃食跨进门槛，立刻猜出来意，兴奋地提高嗓门大声招呼：‘老婆子来啦！’声音中充满爱意、满意和得意。
于鑫如今仍感慨：当年鸡蛋相当于村民的“银行”，自家孩子都舍不得给吃。三婶对我们慈母般的爱，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感激不已。”
     在这里“用针扎上眼放在大碗里，然后从咸菜缸舀些咸汤泡上”，为的是让鸡蛋有咸味，就是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了。如果生活在城里，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知青与社员之间的深厚情谊，在那特殊历史条件下，是十分珍贵的。不少知青即便后来返城了，依然与老房东以及他们的子女亲戚一样的走动。在青龙，由于我们每个队的知青少，两三个人住社员家，天长日久，就如同一家人。选调开始后，有的就剩一个人，索性把口粮往老房东家一搁，就跟他们一个锅里吃饭了。而且，等到知青回津后，又有人帮老房东的孩子来津做小生意，渐渐的，那些孩子打开局面，租店经营，买房扎根，变成了天津人。
     那年我们回青龙插队的村子，见到与我们年龄相仿老房东女儿，他的儿子从天津带着孩子也赶回来，小孩七八岁，一口天津话，相比之下，我倒象是外乡人。聊天中才知道，他们最早在沈阳撂地摊卖些什么，后来在古楼经营字画店，生意不错，甚至比一些回城知青还好。原因也简单，知青回城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就一心扑实的干下去。而他们没有铁饭碗，全靠自己挣，没有车到码头车到站的概念，结果反到闯出了一条生路。
    知青和社员，城里人和乡下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走到一起，变成一家人。尔后乡下人因知青搭桥，变成城里人，城里人因知青身份，则变成他乡人。这就是往事，这也是历史。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又用文字记录了这段历史
 
                                                    四
 
     本书中许多文章都很有看头，我很难一一列举。但有一个共性，就是写出了很强的地域特色。如魏树人写《一线三通话广播》其中写到“差点酿成个政治事故”，就和围场乃至整个承德地区靠近外蒙，苏联电台功率强有关。
       他是这样写来：
     “想着走着来到了公社，忽然从大喇叭里传出了《莫斯科——北京》的乐曲，我的汗立时就下来了，这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开始曲，赵主任这不要我的命吗！我三步并作两步蹿进广播室，关闭了电源，然后重新调到河北台的频率上，再启动。赵主任看我着急的样忙问咋的了，我告诉他放的是苏修的广播，他还一愣，说不能，说的是中国话。我说好在关得快正文还没播，不然咱都得打成反革命了。我详细解释清楚后他也害怕了，说我以后可不乱拧了。”
    当年，这可不是小事。这是天大的“政治事件”！上面一旦追查，执机者很可被抓起来乃至判刑。为什么我对此事如此清楚，因为我有亲身经历：
    1970年夏天，鉴于我当报社和电台的通讯员上稿率高，公社成立广播站，把我抽去了。说是广播站，实际上写稿，播音，值机，包括电话总机，就我一个人。每天补助五角，吃公社食堂，隔几天能还吃一次烙饭，放油的，很香。
    做梦都想不到，我一下子就脱了产，就住在公社大院里，外人不知道的，把我也当成公社干部，那叫一个美！同学们来赶集，都非常羡慕我。我写稿在行，还爱帮伙房师傅烧火烙饼，当然也有私心，给自己留个油大点的。但对收音机、配电盘等等，就是钻不进去。到公社一个月了，工作不错，屡受公社秘书的表扬。那时公社干部都下乡，秘书就是领导，还和我聊几句，说好好干，将来正式调你到公社来。那时连“选调”这个词都没有，我能有这前景，做梦都不敢想。
    结果美大劲了，乐极生悲：晚上开全公社18个大队战备会，武装部长讲话，用三相收音机串连各大队电话〔小喇叭〕。三相收音机扩音时不收音，我把麦克插上，戴耳机通过交换台监听，然后部长开讲，我坐在小炕里，很轻松，这样的会开过好几次了。
     但这一次出事了。部长才讲一小会，我就听到有音乐声，奇怪，哪来的呢？突然就有播音员说：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进行广播，连说两遍。然后就听下面各队乱了，说敌台敌台。我反应极快，猛扑过去拽出麦克风插头，收音机里顿时冒出那方的声音……
    重大政治事故！立即上报县革委政治部。转天一早公安局吉普来了，我被问话后，就关在屋里不许出来。我想完了，才下的通报，宽城一公社广播站人员，也这事，判了六年；那天还赶上伙房烙饼，看来吃不上了。
     到了中午，门开了，公社秘书大声说：已查清，是机器故障，你回村里去吧。我长出口气，小声说：能不能吃了饼再走……秘书给我使个眼色，咬着牙低声说：还吃饼，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我明白了，卷起铺盖狼窜狗跳往村子方向跑。八里地，跑出四里，又饿又渴，见一大叔挑水过来，我说让我喝口行吗，他说给牲口喝的，我说没事，把头伸进去就咕嘟咕嘟喝，喝饱了说声谢接着走，就听大叔说：赶上饮驴啦。往下，我又接着当社员，第一批选调本来有我，因有“政治问题”，也黄了。
 
                                        五
 
    本书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后面附有很多照片，以及很详细的知青名单。我用放大镜看，还真看见几位熟人。
那年月，虽然有照相馆，但照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看有几位女知青发了皮帽子，特地跑几十里到县城，就为照张二寸小照片。往下，几十年过去，能将照片保存下来也不容易。我在照片上和名单看到几位熟悉的朋友，愿意把与他们的交往讲一讲，按时间顺序讲。
    张玉水和王云。他们是两口子。1983年我在承德地委宣传部任科长，过了年跟部长下乡到围场。记得晚上在招待所吃完饭，去县委院内的平房，部长和县委书记谈工作。那天县委宣传部接待我们的，就是张玉水。吃饭时一说话，我就听出他是咱天津人。后来领导谈了工作又聊天，见没什么要紧事，我就出来和张玉水说说话，一说果然是天津知青，我心头一动，就问他，想去承德吗？玉水说太想去了，可没法去呀。我说你甭管了，我想法调你过来。
    就这么简单。一说是知青，我就亲得不行。没过一个月，我就把他调来，在科里当干事。但王云和孩子还在县里，我又想法，找地区招待处的领导，到了夏天，又把王云调来。然后，就想法为他们找一处房子。正好部里有人要退出大老虎沟一套房，按规定应交给地委机关总务处，我半道给截了下来，硬给了玉水。生米做成熟饭，再报之总务处。他们虽然不高兴，也没法子。
     后来，张玉水在部里干得很好，我调到文化局，他当科长，如果不回天津，他很快就能提副部长。王云则是非常能干的女同志，到招待处不久，能力就显出来，还承包了对外餐厅，若是接着干下去，肯定发达了。但王云天津家里有实际困难，她不回去不行。后来他们两口子就想方设法调回天津。但数年后忽得消息，王云因脑溢血不幸去世了，原宣传部的众弟兄都惊讶伤心不已。夏天张玉水再来承德，大家相聚，安慰他，他还行，挺住了。
    再说张连琦。张连琦是通过张玉水认识我的。这时我已调到地区文化局当局长。张连琦也想来承德，我一口答应。但张连琦是县文化馆的，要来得去地区群艺馆，我就把他安排过去临时帮忙，意思是过渡一下，等馆里向局里打报告，我一批就行了。但没想到出了差头，一是人事冻结，从外县往地直调人很难。不过，也不是难到根本调不了，二就张连琦是个业务干部，能力非常强，而且有咱天津人惯有的争强不服输的性格。要说这样的干部很难得，可我们群艺馆的头头，人都不错，但他们很少遇见像连琦这样的，于是就有些怵头，找我说，连琦个性很强呀，一旦正式调来，我们也管不了呀。我说没事，你们就大胆调吧。可他们就跟我打太极拳，不顺当办。我有意压他们硬办吧，又有说道——你们都是天津知青怎么怎么的。时间长些，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但连琦很理解我。不过，坏事也变好事了，连琦来承德不成，索性把目标对天津，一下子回了天津，到了和平区文化馆。他特能干，组织群众唱京剧，唱进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范慧敏。我还是知青时，就知道范慧敏，当年她与南京知青胡志红齐名，是知青中的皎皎者。我从地委党校调到宣传部时，宣传部和团地委同在地委三楼，她在团地委当副书记，在楼道里见过，但没说过话。到了1989年，我在地区文化局当局长，有一天组织部领导找我去，说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想给范慧敏落实一下副处级待遇，到你局当纪检组长。当时，我已知道范慧敏到交通局当科长好几年了，挺不容易的。我当即就表态欢迎。领导说你回去和其他同志再商量一下。我说不用了，我们班子成员肯定都欢迎，就这么定了。然后范慧敏就到了文化局，我们一起共事有半年多吧，非常和谐。后来，我调到宣传部当常务副部长，范慧敏在文化局任副局长、局长，又到承德驻天津办事处当主任。
     我先后在地区文化局、宣传部、报社工作过，老同事见面，凡称何局长的，肯定是文化局的老朋友，范慧敏每次见我，老远地就喊何局长，听了，心里就热呼呼的……
     赵玲。赵玲是61中的“老初一”。她从围场选调到承德市开始干什么我不大清楚，我们认识时，她已是文物局副局长。文物局在承德市是大局，一个女同志在这里，不光有组织能力，还得有文物知识，不然站不住脚。赵玲就行。她对外能联系，能张罗各种展览，扩大避暑山庄的知名度。她文笔不错，写的文章挺有水平。特别是她热心知青活动，承德知青网站就是她带头在2001年办起来的，赵玲网名夏雨，是我们第一任“知青村村长”。很长时间里，她就是承德知青中的核心人物。别看我们这些男同志，个个看去都不含糊，但是要共同做一件事，一步步怎么做，我们都要听赵玲的意见。
     赵玲无论对工作还是其他事，都有很多想法。她身体好，精力充沛，我们都觉得她是干大事业的人。到2008年时，她已身兼数职：河北省博物馆副理事长，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世界文化遗产理事会常务理事，清宫史学会副会长，并调到国家清史编委会工作，但仍然兼任承德文物局副局长的职务。她在北京已购置住房，承德也有一个家，经常两边跑，工作生活繁忙又充实。可谁能想到，2008年3月26日，她在北京遭遇车祸不幸离世，让我们痛心不已……
     本书内容丰富，勾起我的思绪，要聊还能聊下去。但写到这时，老伴提醒我，是看人家的还是看你的？她说的对，不能喧宾夺主呀！于是我猛然停笔。老伴也是知青，是承德市知青，到平泉县插队。我后来没回天津，有一半原因是因为她，她一到天津就转向。当然，更主要还是我的原因，那时我写农村题材小说、电视剧正在热火头上，怕回去写不出来了。另外，也给自己找个其他理由：我属虎，是腊月的虎，老虎，还是在山里待着吧。
     就聊到这吧。聊得不好，请原谅。
     祝《木兰往事》早日与大家见面！
     祝各位每天开心，心想事成，健康长寿！
 
 
                                           2017年冬大雪时节于承德